我的小說，人家的電影
回憶起來，我有過兩次大規模看電影的經歷。
第一次是2013年夏天，給第29屆中國電影金雞獎當評委。用時半個月，看完77部電影。每天上午兩部，下午兩部，晚上再兩部。能夠咬牙堅持下來，一場也沒有落下，也是想通過難得的機會了解電影現狀。第二次是2018年年底，搬家后買了一臺88寸的電視機，那么大的家伙擺在新居的客廳里，老是不用覺得太虧，于是接下來有大半年時間，每天晚上九十點鐘就會拿起遙控器，滿天滿地找電影看，前前后后看了上百部。
當評委那一次是想通過批量的有代表性的作品來證明，現階段電影是否像小時候看過的那樣讓人信賴？在電視機上看了大半年的電影，則與文學有關——娛樂化如同電腦鍵盤上的回車鍵，在不喧賓奪主的前提下，可以在文本中另起一段，有時會成就一段可遇而不可求的閑筆。
生于上世紀60年代的小說家們，大都在寫作初期津津樂道小時候跟著電影放映隊走鄉串村看電影的經歷。生于50年代的小說家們也是在場者，卻極少有人為此雕章琢句。“50后”在看露天電影時，正當青春，不是沖著銀幕上的英雄故事躊躇滿志，就是盯著銀幕下的美人背影心事重重，自身成了文學現場的一部分，若想獨立成篇，總覺得別扭。“60后”則是以搗蛋鬼的面目出現在現場，青春還是別人的事情，偶爾有不大不小的青春事件冒出來，往往會在文學白紙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真正通過小說與電影建立關系，是我的中篇小說《鳳凰琴》和《秋風醉了》，它們在同一年里被改編為電影。1994年的金雞百花電影節在長沙舉行，根據《鳳凰琴》改編的同名電影大獲全勝，賺得缽滿盆盈。活動結束，收拾行李時，房間的電話鈴響了，是前輩作家張弦打來的。張弦的小說《被愛情遺忘的角落》曾經紅遍全國，他后來成了改行當編劇最成功的作家。得知我要趕火車去領上海文學獎，張弦說，在作家眼里，上海文學的小獎，也比國家級的電影大獎重要。他長話短說，提醒我不可涉足電影編劇，他自己回不了頭，只能嘆息悔不當初。我對他說，這一次獲得最佳編劇獎是著作權意義的，并非自己真心所愿。
張弦說，電影編劇如同人間苦海，只有過來人才會有此切膚之痛。我理解，對于身兼作家與編劇的人來說，其“痛”在于改編過程中不得不將小說的文學性一點點地消磨掉，這的確無異于身陷苦海。
這些年，常有電影學院的畢業生告訴我，電影《鳳凰琴》和根據《秋風醉了》改編的《背靠背，臉對臉》，都是他們上學時的教材，被當成經典。對于這兩部電影，我卻心存遺憾。
在原著《秋風醉了》中，王副館長的父親淳樸善良，然而電影對“修鞋”引發的風波進行了改編，使他的形象變得猙獰。當年第一次在電影中看到這個情節，我不敢相信這是改編自自己的作品。我從未見過有將普通老人寫得如此邪惡陰毒的小說、詩歌和散文。但凡文學經典，也往往不會將社交場上的爾虞我詐、蠅營狗茍歸結到普通百姓身上。在電影中，哪怕只有一兩個鏡頭的價值觀是逆向的，就背離了原著的文學精神。這種背離，越是發生在次要人物身上，越是看似不起眼的小細節，對整部作品的顛覆與摧毀越是無可挽回。
文學不是天空中的五彩祥云，可望而不可即。文學的常寫常新，也不是別出心裁的異想天開。小說《秋風醉了》的文學性表現為，在“抗洪搶險攝影作品展”中，愛好攝影的新任館長作品中的縣委書記，在指揮防汛大軍時白襯衣上沒有半點泥水，縣委書記看后勃然大怒。在小說《鳳凰琴》中，省報記者許諾要將寫界嶺小學真人真事的文章發表在省報的頭版頭條上，最終確實發在了頭版上，可惜不是頭條，頭條是一篇關于大力發展養豬事業的文章。事實上，諸如此類的文學性，越是深刻，越是無緣進入電影。
面對文學，電影改編者總表示會忠實于原著，然而隨著娛樂化的進一步加劇，想通過強化文學性讓電影從單向迎合市場轉而影響市場，從而讓電影的前景更加多姿多彩，已越發困難。記得看過第29屆金雞獎的77部電影后，中國電影家協會負責人請我從作家的角度談談對這些電影的看法，我回答說，因為有《中國合伙人》《蕭紅》兩部，我將對中國電影高看一層。但我也不客氣地說，其中至少有一半面目不堪。在獲得評選資格的77部電影中，有好幾部是由文學界中早有口碑的小說改編的。我一邊看一邊惋惜，浪費了好好的小說基礎。
文學的能量也就是人性的能量。人性的可能也即是文學的可能。文學性看似體現在文學作品與電影產品上，其根源是人性的情懷。曾有人說，奧斯卡獎的評委都是些老邁之人，所以他們評出來的佳作，大多是有懷舊傾向、充滿情味的文藝片。以我當評委的經歷來判斷，在漫長的評選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的，也恰恰是電影中的文學性。那些看點十足、所謂三五分鐘就要丟出一個包袱的技巧，最終會被文學性的光芒所遮蔽。丟失文學性的電影只能給人以感官刺激，無法口口相傳。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無論是電影還是其他一切以文學作為母本的藝術，對文學性的忽視與擯棄，都是將自身置于致命威脅之下。比如當下談論最多的人工智能，從辯證的觀點來看，唯有文學性是人工智能所無法破譯的。從某個角度來說，文學性即是人性。假如人性能夠被破譯，人類的存在就將變得毫無意義。
對作家來說，文學與電影的關系其實一直很清楚，越是好的電影，越像文學的行為藝術。
最近去神農架，學得一首民歌：“家花沒得野花香，南風沒得北風涼，家花不香天天有，野花有香不久長，扇子扇風不解涼。”有國色天香的家花，就一定有空谷幽蘭的野花。對于以小說安身立命的作家來說，小說當然是家花那樣的當家文本，電影則是那野花一樣有意味的閑筆。有意味的閑筆不可缺，但當家文本是根本所在。想讓文學依靠影視而進入大眾視野終歸是靠不住的，文學也不可能依賴閑筆打天下，那種仗著一根狗尾巴草，就敢鄙視鐵甲大軍，滅絕各種英豪的幻想，只會出現在低幼兒童的夢境里。
作為作家，我們所能做的，也必須做的，唯有心無旁騖地將小說寫好，寫得好上加好，好得嘆為觀止也不為過。如此，才是小說的初心。當然，如此狀態也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初心，無論小說還是電影。
(作者：劉醒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