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切爾諾貝利：死去之前，把我的故事帶給外面的人
2月9日，媒體人張暢和作家鄧安慶作為嘉賓參加了由中信大方主辦的線上活動“重讀這本書，就在此刻：《切爾諾貝利的祭禱》閱讀分享”。他們向大家介紹了切爾諾貝利事件親歷者的身份和生活狀況，并對普通人如何成為英雄和普通人付出的代價進行了討論。
撰稿丨彭鏡陶
2月9日，媒體人張暢和作家鄧安慶作為嘉賓參加了由中信大方主辦的線上活動“重讀這本書，就在此刻：《切爾諾貝利的祭禱》閱讀分享”。在這個因為疫情而足不出戶的假期閱讀《切爾諾貝利的祭禱》并不是很愉快的閱讀體驗，張暢對切爾諾貝利事件中的親歷者，一群普通人的身份和生活狀況進行了簡單介紹，討論了在蘇聯(lián)這樣一個習慣英雄主義敘事的國家，普通人怎樣成為了英雄，身在其中的普通人又對英雄的定義有了什么新的認識。
在這種體制中，很難說“切爾諾貝利事件”到底是誰的錯。普通人的生死似乎不值一提，歷史事件不費吹灰之力擊碎了很多生命。在這場災難中受害的普通人想用他們的生死把他們的故事傳遞出去，成為一個族群記憶的見證。
《切爾諾貝利的祭禱》，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著，孫越譯，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8月版
切爾諾貝利事件中的普通人
張暢說，在這個足不出戶的疫情期間，閱讀《切爾諾貝利的祭禱》本身并不是什么很愉快的閱讀體驗，甚至要讀幾頁就停下來喘口氣才行。這本書沒有繞過任何困境，而是直面撞向了現(xiàn)實，就像一把斧頭劈向冰封的凍土，就是那么一寸一寸艱難地前進。
在前言中，有這樣一段話：“我想捕捉心靈的常態(tài)，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切爾諾貝利對他們而言，不是比喻，不是象征，而是他們的家園。”他們是核電站的工作人員，他們按下了阻斷的按鈕，按鈕卻失靈了，爆炸和核泄露還是發(fā)生了。他們，成了第一批遭受燒傷和核輻射的人。
“他們”還包括在核電站爆炸之后，第一時間趕往現(xiàn)場救火和搶險的消防隊員。他們以為只是撲滅一次普通的大火，穿的也是平常的消防服。這群最身強力壯的一群人，還是用老辦法滅火，以為澆滅了火就能平安回到自己的家，回到妻子身邊。
但是，大火卻一直不滅，空氣里飄著白色的顆粒，什么東西的表面都是亮晶晶的。接著，他們的皮膚開始潰爛，流血，躺進了用塑料布隔離的病房，然后一個接一個死在那里。
還有生活在這片土地的居民，書中叫他們“疏散區(qū)的居民”，他們原本只是聽到了一聲巨響，然后看到了直升機和軍隊，卻不知道那是什么，也沒有人告訴他們。后來他們得到了命令，需要舉家遷移，幾代人都在這片土地生活，地里種的番茄和土豆還沒有收走，棚里養(yǎng)著奶牛，他們靠它們擠的奶過生活。他們丟下寵物（這些寵物因為被核泄漏污染，后來被集中射殺掩埋），放棄祖上的房屋和土地，在軍隊的指揮下搬走了。
有34萬士兵參與了清理工作，他們從電站屋頂靠手推車和鐵鍬一點一點清理可燃物、石墨塊、核電站的建筑殘骸，清理完成后，他們會收到一張證書和100盧布的獎勵，然后從軍隊退役，消失在人們的視線之外。有3600名士兵就在事故發(fā)生的反應堆頂部作業(yè)，夜里就睡在上面。
直升機飛行員需要在反應堆上空投放沙包，要進行幾百次的投放，為了精準投放還需要把頭露出機身，用肉眼觀察。那是輻射最強烈的區(qū)域。因為無線遙控機械的電路板在高輻射的情況下也會失靈，所以上面這些工作就用人力來代替。
這些切爾諾貝利事件親歷者的口述，組成了《切爾諾貝利的祭禱》。這些人本來都是些普通人，沒有什么英雄事跡，但當他們的故事組合在一起，就成為了珍貴的歷史記憶。
普通人怎樣成為了英雄
在閱讀《切爾諾貝利的祭禱》時，張暢對一個普通人被塑造成英雄的過程進行了思考，在英雄主義敘事盛行的蘇聯(lián)，這些普通人又如何理解他們被稱為“英雄的選擇”呢？
在書里，有這樣一段表述：這些投入搶險工作、清理工作、消防滅火的工作人員和士兵，大多數(shù)情況下對其中的危害并不知情。他們第二天從報紙上看到了對自己“英雄事跡”的報道之后還會懷疑：這是我們嗎？這就是我們所做的工作嗎？
他們中的一些人會在意物質的獎勵，比如幾百盧布的獎金、優(yōu)秀稱號的獎狀；也有人雖不情愿但不能違抗軍令，所以硬著頭皮去了。但對很多人來說，驅使他們“上戰(zhàn)場”的主要動力，來源于俄國人，尤其是俄國軍人一直以來信奉的英雄主義。
書中提到一個士兵，他認為，能把紅旗插在反應堆上方，讓紅旗在反應堆上方高高飄揚，最能體現(xiàn)一個人的“勇敢精神和英雄主義”。當時在蘇聯(lián)，也的確宣傳過在核泄漏發(fā)生后的第四天，紅旗就飄揚在四號反應堆上空這件事。而且還有人會去收集被輻射燒爛了的紅旗，疊起來，放在呢子大衣緊貼胸口的位置，然后拿回家給孩子看。如果有可能，不乏有人愿意做那個爬上反應堆，插紅旗的人。
但災難面前的“英雄主義”未必就是無所畏懼，為高不可及的信仰、道義犧牲，就是無人愿下地獄而我下地獄。
張暢談到書中一個清理員的講述：難道事情歷來如此？人總是配不上大事件。我父親在1942年參加了莫斯科保衛(wèi)戰(zhàn)。直到數(shù)十年之后，他才從書里、從電影中理解他所參與的事。而他只記得：“我坐在戰(zhàn)壕里，射擊。爆炸弄得我們渾身是土。衛(wèi)生員們把半死的人拖出來。”這就是他的全部描述。
這也就是說，對于一個普普通通的人而言，他所感知到的歷史，不只是某一天一座核電站爆炸了，它還牽扯到國家的興亡、人民的團結、政治的穩(wěn)定、精神的傳承，而他并不是要站在廢墟上搖旗吶喊。
他所感知到的歷史，是他無法和平常一樣生活，他買的菜更貴了，地里的瓜果不甜了，奶牛不產(chǎn)牛奶了，空氣里的粉塵讓他不安。而在這種情況下，他樂意和身邊的人分享自己的不安，自己的恐懼，分享自己得到的消息，他在想怎么拯救自己家里的一片菜地，怎么讓奶牛生產(chǎn)出更多的牛奶，怎么讓自己的家人和孩子過上更好的生活，讓他們重新笑出來。他在意的是，作為一個“切爾諾貝利人”，當他們舉家搬遷到其他城市，會不會有人拿他們當人看，而不是直接躲避開，嫌棄他們的頭發(fā)里、身上沾有輻射過后的灰塵。
張暢特意提到李海鵬對“普通人的正義”的看法：這個世界需要少數(shù)精英守住道德天花板，更需要大多數(shù)人守住人性底線。如果每一個人，每一個普通人都能守住人性底線和職業(yè)本能，世界即使不會變得更好，也不會變得更壞。大多數(shù)時候，決定我們現(xiàn)實命運走向的，或許是那些把持話語權的體制內(nèi)的精英，但決定一個社會美德與精神存續(xù)的，還是每一個普通人如何守住正義，如何在最艱難的時刻做出合乎道理的選擇。
“把我的故事帶給外面的人吧”
除了思考普通人和英雄主義之間的關系之外，張暢還提到了在災難中堅持活下去的信念。在書中，卡佳接受訪談時說：“假如學者一無所知，假如作家一無所知，我們就用我們的生與死幫助他們了解。”
“切爾諾貝利事件”發(fā)生之后，死亡的問題迅速蒙上了每個人的心頭，變成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一個人人都繞不過去的話題。但這群普通人對于死亡的看法卻是讓人尊敬的，不是我死了，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消失了；而是我死了，我要趁我死去之前，把我知道的事、想說的話講給你，讓更多人知道發(fā)生在我身上的事，這樣就不算白活一世。
一個疏散區(qū)的居民說：“親愛的，你理解我的悲傷嗎？把我的故事帶給外面的人吧，那時也許我已經(jīng)不在了。”他接著說：“我在地下……在樹下……”災難讓這群人意識到，一個人的生命在歷史中是多么“渺小、無助”，而所謂“偉大的事件會擊碎一個小生命，連眼睛也不眨”。生命的意義，就從肉體的存活變成了記憶的延續(xù)，從一個人的衣食住行、吃穿用度變成了一個族群的歷史見證。每個人都是見證者。
普通人不明白，不了解，所以不知道什么該信，什么不該信。百姓在電視和收音機前等了幾天，終于在“五一勞動節(jié)”的領導講話中，聽到領導說“可以正常生活，局勢在控制中”，于是放心了。
這個時候，上層關心的是權力，每個人都在等電話、等指示，但自己什么都沒有做，因為害怕承擔個人責任。圖書館里相關的書籍被收走了，核專家和物理學家被噤聲了，疏散區(qū)的官員沒有發(fā)放收到的口罩，都是因為“怕引起恐慌”。切爾諾貝利人變成了一個“單獨的人群”、“全新的民族”，飽受歧視。無數(shù)人的命運就此改寫。
最后，他們把核電站的領導關進監(jiān)獄，事情就結束了。用一位受訪者的話說就是：“在這種體制里，很難說誰有過錯。”
作者丨彭鏡陶
編輯丨徐悅東
校對丨危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