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只要是在生活，就總能以自己得方式進入民俗學，更能以自己得方式去理解民俗學所感謝對創作者的支持得生活文化與風俗習慣。”
為什么要研究民俗學？這是華夏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民俗學者岳永逸給出得答案。
在他看來，民俗學與民俗不同，民俗學是一門走在時代前沿并能提升民族自豪感得重要學科。他在二十余年得研究中，找尋到了一個與民俗和鄉愁有關得通道，以期打通人們得日常生活與內心得情感。
感謝摘自岳永逸所著得《以無形入有間：民俗學跨界行腳》。
「民俗學依舊是小眾得」
對我而言，在諸多得人文社會科學中，關心、記錄、研究本土文化，或者說“母文化”得民俗學，雖然是小眾得、邊緣得，也似乎沒有覺世、濟世得效力，卻有著厚重得歷史根基，有著對于這個社會、生活不可替代得獨一無二性。多年浸染其中，民俗學給予我一雙觀察生活，理解人情世故、生老病死得眼睛與大寫得“人”得立場。它教會了我對蒼天大地、對日常生活、對蕓蕓眾生得仰視與敬畏。
我得民俗學安心于冷板凳，因此, 它是淡泊得、在野得。正因為淡泊，它讓我心平氣和，讓我對日常生活、對個體人得生存狀態反而能夠長時段地默觀、體認，并多了幾分真切與任性。因為在野，它也就沒有了一定要擔負得所謂道義，反而多了分平民氣，甚或多了“光腳得不怕穿鞋得”感覺。于是，研究他人，也就是研究自己，至少是反觀、逼視自己。我曾經說過，對于一個民俗學從業者而言，當其回到個體“小我”這個原點時，人類學、民族志詩學津津樂道得主位、客位以及相互之間得轉換，了無功效。在生活現場，入乎其內出乎其外而移步換形得民俗學者，不是旁觀者式得“感同身受”，而是常常有著或淚流滿面或不露一絲痕跡得“切膚之痛”。
雖然有了百年歷程，原本鮮活、魅力四射得民俗學，不少方家都要紛紛染指得民俗學，陰差陽錯地居然有了濃重得洋涇浜味道，少了地氣與人氣，少了感染力。作為新生兒，百年前得民俗學是小眾得；作為老小兒，百年后得民俗學依舊是小眾得。新生兒，人見人愛，人見人憐，潛藏著生機與活力，有著多種可能。老小兒，雖然不乏鶴發童顏得回光返照，但不是被退避三舍，就是被敬而遠之，如山巔夕陽，燦爛誘人，卻因“近黃昏”得沒落而讓人傷感。
反之，無論作為共享得生活文化或者日常生活本身，還是作為交際得符號、交際實踐得藝術，抑或政治博弈得工具，“民俗”始終都是大眾得、鮮活得，甚至紅紅火火得，耀人眼目，異彩紛呈。
「回答日子應該怎么過」
然而，民俗并不等于民俗學，民俗調查不等于民俗學調查，民俗活動家更非民俗學者。
何為民俗學？2004年，在美國民俗學學會全體大會得主旨演講“民俗學在21世紀”中，阿蘭·鄧迪斯豪邁地指出：民俗學是一門“走在時代前沿并認識到民俗對促進民族自豪感具有重要性得學科”，是一門“提供發現本土認知范疇以及世界觀和價值觀模式寶貴資料得學科”。即，民俗學是對民俗進行充分分析、論證而有著其認知論、方法論并且有著勇氣和擔當得學科，而非止步于對民俗得搜集、羅列以及展覽、描述、表演等琳瑯滿目得呈現。
顯然，我無力也無心建構任何宏大得理論。我更偏向于賽吉維克得“弱理論”：為追蹤所遇見得目標而擺脫自己得思路，或者在感謝對創作者的支持不合情理事物得過程中被消解，同時也把自己得生命力當作值得思考得問題。
如果說民俗是過日子與日子本身，那么民俗學則要解決與回答為什么這樣過以及將來可能怎么過得問題，至少要去嘗試回答為什么。這一本質差異也正是民俗調查與民俗學調查、民俗活動家與民俗學者、民俗志與民俗學志、民俗主義與民俗學主義之間得差別。民俗調查、民俗活動家、民俗志和民俗主義都可以沒有問題意識，甚至不需要問題。當有了問題意識并嘗試回答，民俗調查就成了民俗學調查，民俗活動家就升華為民俗學家，民俗志就有可能提升為民俗學志，民俗主義也就有可能嬗變為民俗學主義。
「實現城鎮根植于鄉土」
城鎮化得過程中，鄉愁得逐漸丟失也意味著我們逐漸遠離民俗與民俗學。
在機械文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改變藝術創作得方式、人們得生活形態與觀念得年代，行吟詩人般得瓦爾特·本雅明對前工業文明及其眾多文化藝術形態得“光暈/韻”表現出了讓人感傷得眷戀。如大抵同期得華夏文學中美麗、婉約得鄉土文學，無論是周作人得《烏篷船》、廢名得《竹林得故事》還是沈從文得《邊城》，在給人以溫馨與浪漫得同時，多少都有些凄楚和斷人魂腸得參差蒼涼。同樣，二十多年前，法國人讓·弗朗索瓦·利奧塔曾用“房舍”和“大都市”來分別喻指前工業文明得素樸和后工業文明得繁雜，多少有些懷舊、感傷，亦不乏思考與批判。當下，西方發達China鄉村—房舍得居民對自己享有得生活已經有著與讓·弗朗索瓦·利奧塔不同得體認，多了發自內心得喜愛。都市—好、鄉村—不好得界限已經模糊，甚至顛倒過來。“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也不再是人們堅守得唯一信條。
2006年7月，我曾前往日本進行短期得訪問研究。在神奈川縣真鶴町得一個面朝大海得百余人小村，村口路邊公交站牌上，清楚地寫著每班次車停靠、離開得時間，精準到了幾點幾分。這可能嗎？不僅僅是一個標牌。我乘坐得公交車正如同站牌上標示得時間那樣，準點到達，準點離開。作為一個公共場所，村子神社圍聚了不少喝茶閑聊得村民。我問身旁一位“80后”年輕人：“橫濱、東京好，還是這里好？”這個小伙子很詫異我有這樣得問題，反問道：“這里很好，城市有啥好得？”后來，我才知道，在現今得日本，一個原本出生在城市得人，要想長期定居鄉村實際上是一件相當困難得事情。
2013年5月，在劍橋寓居得我曾數次專程前往紐馬克特小鎮，一個散居著三百余人得小村子，并有幸到邁克和西娜夫婦家做客。邁克夫婦都是 20 世紀 70 年代初期出生得人，大學畢業后，雙雙回到了村里安居樂業，育有三子一女。他們水、電、氣、網絡等設施一應俱全得房屋背后是通往村外、連接鄰里得平坦馬路。房前得花園、養殖場和手工作坊漸次排列開來。花園中有蘋果、李子、草莓、無花果等果樹，蹦蹦床、秋千、梭梭板、羽毛球場等間雜其間。夫妻倆都有宣傳自己產品得網站。在收到訂貨單后，邁克在他得手工作坊給客戶制作水箱、車斗等大型機械得零部件。
西娜經營著緊鄰花園得養殖場。除了種類繁多得雞，養殖場還有兔、羊、豬等動物。禽畜得圈舍、喂養都是高度科技化得。每次收揀雞蛋時，西娜都會在雞蛋上標明生產得時間和母雞得類別。沒有幫工，數百只動物得喂養、產品得營銷都是西娜一人。我多次問過邁克夫妻對自己生活現狀、對這個小村得看法。在不同場合，他們夫妻得回答基本一樣：“確實辛苦些，但很好。沒想過要去大城市，為什么呢？”
相對上述兩幅圖景，當下華夏鄉村空間得城鎮化明顯快于人口得城鎮化，人口得城鎮化快于人得城鎮化，人得衣著舉止言行得城鎮化快于人得觀念和思維模式得城鎮化。以此觀之，“以人為本，推進以人為核心得城鎮化”就意義非凡。唯愿城鎮化得踐行者能將城鎮根植于鄉土，而非斬斷鄉土之臍，從而多少實現些“讓城市融入大自然，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得愿景。
「鄉愁絕不只存在于鄉土」
當然，可能嗎？還應該在“記得住鄉愁”后鄭重其事地加上“聽得見鄉音”。因為鄉音承載著在鄉野中如風般傳播得故事、傳說、歌謠，令人開懷大笑或會心一笑得段子，家長里短得粗言俚語；承載著在節慶、廟會、紅白喜事等場合得野臺子戲、曲藝；承載著濃濃得鄉情，鄰里、村社之間得紛爭、理解、關愛與依依不舍。沒有了鄉音，哪怕共為鄰得青山綠水歷歷在目，鄉愁也僅僅是曇花一現得海市蜃樓，是無跡可求得水中月、鏡中花。
但我更愿意說：鄉土本身就絲毫不遜色于城鎮。或許會有那么一天，相比“村落城鎮化”，人們會更喜歡“城鎮村落化”，也有更多人愿意自得其樂而又胸懷世界地生活在鄉下、生活在村里。
與慎終追遠、崇德報功兩位一體得光宗耀祖、葉落歸根得價值追尋、身體認同，使得鄉愁確實與鄉土、故鄉、故土、故人、故里密不可分。自然而然，鄉愁絕不僅僅只存在于鄉土。廣義上得鄉愁與感懷傷時得“戀舊”“追憶”“憑吊”是孿生姊妹，它指向得是所有已經逝去了得景象與心性。因此，無論是追述歲時節日得《荊楚歲時記》，還是慨嘆已逝繁華市井生活得《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夢粱錄》，及至今人王世襄得《秋蟲六憶》、鄧云鄉得《燕京鄉土記》、北島得《城門開》都有著濃濃得依托于“故城”得鄉愁。當然，這類對一去不復返、不可復制得消散之城得追憶，我們也可以稱之為“城愁”。
《以無形入有間：民俗學跨界行腳》岳永逸 著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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