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職業、身份、性別、膚色、年齡、文化、語言、時代、觀念、標準、眼光，與愛無關，與我無關……”
2019年最后一天，李宇春擔任江蘇臺跨年晚會的壓軸嘉賓。戴著鉆石頭冠出場的李宇春反復吟唱著“與我無關，無關，無關……”仿佛一心要撕掉這些標簽。舞臺上，伴舞們摘掉她的鉆石頭冠，李宇春拿出面巾，當著眾人的面，擦掉了自己的口紅，現場直播中，是一個特寫鏡頭。切近的鏡頭是李宇春跟導播特意要求的。
2005年夏天，還沒有智能手機，352萬條短信選票讓這個普通女孩一夜之間變成明星。此后是一路的皇冠與荊棘。面對全民狂歡和全民惡搞，李宇春都選擇沉默。接下來，在人們沒想到的地方，李宇春殺了回馬槍，曾被惡搞的中性形象，加持著歐洲的大牌和大設計師，變成最先鋒的時尚象征。
李宇春現在對自己的定位是音樂人，她出道以來一直強調自己是歌手不是藝人，對于藝人、明星這樣的稱謂，她一直保持距離。比如，她堅持將粉絲稱為歌迷，會把“進演藝圈”說成“參加工作”。
這些年，在更小眾的認知范疇里，李宇春生發出新身份，跨界策展人、文青、創作人，這些人格下展開的“李宇春”會對更大眾的“李宇春”身上的諸多符號進行反思與解構。她已經學會了在跟時代打交道的同時保存自我。
偶像變遷史
參加完《十三邀》，李宇春有點惋惜，覺得沒能跟許知遠把“偶像”這個詞聊透。那期節目里，李宇春和許知遠各說了三個詞，形容偶像是什么，“他講的都是好詞，都是我認可的，但是我故意扔了很多貶義詞，像‘質疑’‘生意’這些。”李宇春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打開QQ音樂各年份的專輯排行榜，總有李宇春。跟她排在一起的，是R1SE男團、蔡徐坤、張藝興……這張流量變遷榜中，唯一不變的是李宇春。這讓她成為行業標桿，也當過數個音樂綜藝節目的導師。然而，中國首屈一指的“偶像”，開始對偶像產生懷疑。
李宇春受邀去參加了一些選秀節目。錄完第一期，李宇春崩潰了。“我發現他們很多人其實并不喜歡音樂，音樂只是他們展示的武器。”李宇春一時難以接受。畢竟，她自己當初是因為真的想唱歌才站上舞臺的。
2005年，李宇春還是四川音樂學院的大三學生，一心想著畢業要當歌手，做足北漂準備。“那時選秀還不叫選秀，只是一幫喜歡唱歌的人就去了，也不知道會發生什么，情況怎么樣。” 李宇春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直到超女結束后過了段日子，她才意識到，生活好像回不去了。
和她當初的“懵懂”相比，如今參加選秀的選手對局面要清楚得多，“他們知道曝光意味著什么——有可能就會紅了。有些人做了很精細的準備，也知道自己的優劣勢，表現什么好，什么藏起來好。” 李宇春這樣總結。
兩代跨入偶像賽道的選手心態已不相同。變化的起點正是《超級女聲》，這個節目成功地將“普通人變明星”的概念輸出到全國。從那時到現在，全新的偶像文化被培育起來，選手、粉絲、節目方，所有入局者的心態和角色不斷轉化。
超女的成功在于它的“大眾化”，“想唱就唱”是它的口號。那一年，人們頭次看見粉絲舉著宣傳板和手牌走上大街給偶像拉票。直到今天，無論走到哪里，李宇春還是會遇到一些陌生人，他們走過來對她說，“李宇春，我當年也是為你投過票的。”人們試圖解釋那個火爆夏天背后的情緒和動力。
互聯網讓原子化的粉絲找到了彼此。李宇春的粉絲Nancy回憶，“那時候大家主要聚在貼吧。所有人自發地出主意，誰說的有道理就聽誰的。”一些在現在看起來是理所當然的事，在當時的粉絲群體里，尚未變成共識。節目進行到后半程，粉絲們甚至覺得如果把李宇春送上冠軍位置，會給她太大壓力，而由此產生過分歧。多年之后，粉絲們竭盡全能為自己的“愛豆”買榜、控評、爭番，如今回看當年的粉絲與藝人生態，一切都顯青澀。
如果說，真的有某種參與意識誕生于這場史無前例的選秀，那在隨后這十幾年里，它依然在大眾娛樂，尤其是“偶像選秀”活動中延續。偶像的成功有賴粉絲的支持，而粉絲通過支持、陪伴偶像也獲得了存在感和精神滿足。大眾的參與感被娛樂工業體系迅速轉化成新型的精神消費關系，有針對地刺激并滿足。后超女時代，推陳出新的各類選秀，娛樂公司天娛、哇唧唧哇、樂華這樣“偶像工廠”的出現，都是偶像工業在這條路上不斷地自我進化。
超女過后，各種選秀雨后春筍般冒出來，選出一批偏年輕偶像化的歌手，但卻鮮有人能再現2005年超女的熱度。相反，短期內爆發的大量同質化節目使選秀一度陷入低迷。這樣的情形持續到2012年才被《中國好聲音》扭轉。然而同超女一樣，《中國好聲音》也擺脫不了觀眾審美疲勞的魔咒，選秀必須再次尋求轉型。2017年，垂直細分領域的音樂節目異軍崛起，以《中國有嘻哈》《聲入人心》《樂隊的夏天》為代表，說唱、美聲、搖滾等原先小眾的音樂門類被發掘。另一方面，偶像回歸。借鑒了韓國出道選秀節目《produce 101》大火的《偶像練習生》和《創造101》，由娛樂公司選送練習生參加比賽，競選最后成團出道的名額。經歷15年的輪回，資本愈發向偶像生產的上游鏈條滲透。選秀不再只是臺上的PK，而變成了從宿舍到訓練基地再到舞臺的全景式真人秀。包裝與塑造從最初就已經顯形。
“有些公司會提前培訓選手，訓練舞臺演唱、舞蹈。有些選手來之前已經參加過其他節目，就有自己的方法。” 這些都是她當初參賽時沒有的。《明日之子》的執行總導演張佩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節目給每一位選手都配備了“人物”編劇，挖掘選手的性格，為他們打造專屬的更豐富的故事線。
這樣的安排，有利于培育粉絲對偶像發展出的共情或陪伴的心理。和初代粉絲相比，如今的養成系粉絲，往往“戰斗力”驚人。無論是王俊凱的粉絲為他買星星，王源的粉絲為他織圍脖，還是TFBOYS粉絲之間的燈牌大戰，某種程度上，偶像變成了粉絲們集體狂歡和自我彰顯的“借口”。職業化是現今粉絲的另一特點，經歷了一場又一場選秀的洗禮，他們對打投、宣傳、物料、控評變得了如指掌。2018年火爆的《創造101》，粉絲送楊超越出道，儼然一個協同性高，架構分明的高效組織。
一些奇怪的職業衍生出來，對很多拿著職業相機跟拍明星的“站姐”而言，選秀就是“買股”。他們會在節目開始前，像炒股那樣先選幾支潛力股，給尚未出名的藝人開粉絲站，搶占“粉頭”席位，如果其中有人爆紅，所有的物料，最后都能轉換成收益。這在2005年的超女時代，是難以想象的，超女的粉絲回憶，那時粉絲之間還是以物換物的方式，互相交換偶像的周邊。
偶像則不得不面臨某種尷尬的身份轉化，他們的自我一再被削弱，受到大眾喜好和工業機制的雙重馴化。“現在的選手，他可能還來不及展現自我，就不被喜歡了。” 李宇春感慨。“你的命運由我決定”正逐漸滲透全行業。偶像的自我越來越被隱藏，被包裹，被修飾。動不動就比心，李宇春覺得不舒服。大合影的時候，有人說我們能不能大家一起比個心，她總是拒絕。
《中國新聞周刊》曾經對李宇春進行過報道
“難道不會困擾到我嗎？”
李宇春習慣于拒絕一些事。
超女賽后一年，李宇春艱難地適應“藝人”的新身份。她奔波在城市之間參加各種活動，“總在出發，醒來總是糊涂，不曉得自己又在哪里了。”繁忙的日程侵占了她錄制第一張專輯的時間，一向安靜、內向的李宇春終于推開老板辦公室的大門說，“不能再繼續這樣了，我只想安心當一名歌手。” 老板同意了。
發現了自己也有說不的權利，李宇春就開始堅定地使用它。公司讓她做全能藝人，影視歌一起發展，她說不。官方歌迷會，不。她也不太參與販售粉絲經濟，除了為了配合專輯和演唱會發行過兩次周邊紀念品，其余時候只賣專輯。她跟歌迷的接觸，就是演唱會，還有為數不多的商演。
2007年她發行專輯《我的》，不到兩年，她又發行了專輯《李宇春》，從專輯名字就能看到她急切的找自己的心情。在制作人的鼓勵下，她開始走上創作道路。努力修煉內功的李宇春面對的其實是個不太友善的大環境。她的唱功被其他明星公開否定，登上大舞臺也是困難重重。各種演出要么被剪掉，或者臨時被通知改換歌手。2013年以前，她從未得到春晚邀請。
某種程度上，這是當時的選秀歌手的普遍困境，管理部門對于火熱的選秀一直保持警覺，很長一段時間，選秀出身被認為是“不專業”和“低俗”的。
李宇春在自己的能力范圍內爭取空間，聚焦自己的事。2010年，她成立了獨立的工作室，可以安心做音樂，也積累了《蜀繡》《下個路口見》這樣傳唱度不錯的歌曲。業余的她喜歡安靜，她不參加party，不混圈子，工作結束就回家，讓司機買好菜，一個人在家研究做飯。沒事時候就看各種電影，喜歡是枝裕和與阿斯哈·法哈蒂，也去藝術展。回到成都，還會坐在父母家的小陽臺上喝喝茶。
漸漸她起了疑惑，這樣的生活是不是與現實太過隔絕？這兩年，她的關注焦點慢慢轉向個體背后的社會語境，或者說個體生命與社會的關系。
在威尼斯雙年展，李宇春看到了藝術家關小的作品“大衛”。“所有的人都去美術館看大衛，討論他、吃掉他，卻不知道他是誰。挺有意思的。我坐在那兒，看了一下午。” 這讓李宇春想起自己被符號化的處境，她覺得自己和“大衛”很像，回來后就做了《流行》這張專輯。MV里，李宇春嘴上唱著“I'm the boss”，鏡頭卻反復切到扼在她脖子上的各種鎖鏈，仿佛是對偶像身份的反諷。
從這張專輯起，李宇春用鮮明的風格建立起自己的符號王國，它們通常涉及幾大元素：獨特的歌詞組合，批判性思維，幽默式反諷和強烈的視覺表達。
江蘇衛視2019/2020跨年演唱會上表演的《哇》是李宇春最新的思考，它探討的是每一個人從出生就會經歷的“被定義”。“你也受這個困擾嗎？”記者問她。
“難到不會困擾到我嗎？我不受性別的困擾嗎？我沒有被攻擊過嗎？所有女孩，面臨的社會環境和世俗眼光，無論是職場，還是人生的選擇，甚至生命的威脅，沒有受到這個影響嗎？活得高級還是低級究竟由誰來評斷？誰的家世更好，誰是富二代嗎？我們天天其實都在討論這些問題，只是很少有流行歌手把它寫在流行歌曲里，大家覺得流行歌曲不就是你愛我，我愛你，我的舞臺我很炫。”李宇春說。
李宇春一口氣用了五個反問句。話題自然過渡到她曾經遭受的瘋狂的性別抹黑。李宇春已不愿談論具體的傷害，她籠統地將之稱為“七七八八”。
她只是做了個決定，不回應這些“七七八八”，決定里有李宇春的驕傲。“這讓我變得更加堅強，成為現在的我。我可以不管外面多喧鬧，吵，有傷害性，依然安靜地看，去思考，或者某一天它成為作品里爆發的東西。這是財富，形成我特定的思維習慣。”
“她也有喜怒哀樂”
如今，李宇春是自己的總策劃和總導演，她已經擅長使用各種各樣的視覺符號，來構造一個表意世界，并植入諸多隱喻。
去年下半年，她參加了主打舞臺表演的節目《我就是演員》。“做一個流行音樂，篇幅五到八分鐘，你想表達的已經超過了這個篇幅，是不是有別的表達方式，我想試試。” 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這樣解釋。
團隊起初有擔心。這是檔拼演技的綜藝，有張國立、郭濤這樣的戲骨，文琪、馬思純這樣被看好的新生代，只有李宇春一個人不是職業演員。
第一場表演，李宇春在臺上罵郭濤“憨皮”，臺下的觀眾被逗笑了，李宇春團隊卻捏把汗。他們擔心五分鐘后“那場哭戲”。她要和郭濤合演《無名之輩》中的一場戲，短短一分鐘，李宇春飾演的馬嘉祺，需要從潑辣變得恐懼、憤怒、崩潰，表達三層情緒的轉換。
誰也沒有把握李宇春會演成什么樣，但這場戲最終成功了。郭濤蒙住李宇春的臉，但所有人都聽見了馬嘉祺的撕心裂肺，蓋頭拿下來，是李宇春在流淚。
人們被李宇春的演技驚艷。李宇春卻說自己沒有技巧，只能依靠真實的感受打通人物。李宇春演的馬嘉祺是個癱瘓病人，日子久了，房間捱成了囚籠，那種錐心的孤獨，李宇春有體會，“突然成名去了北京，沒有朋友，以前的朋友也疏離了。有一點特別像馬嘉祺，大部分就坐在那，想，自己想。但沒有人知道這個東西。” 出道前四年，李宇春在北京的公寓像個倉庫，沒一把多余的椅子，父親來了，就拉來一箱礦泉水坐著。
節目里，她演秋菊打官司那場戲，李宇春一開始找不到自己跟秋菊的共同點。直到張國立演的村支書把兩百塊錢撒在她面前，讓秋菊撿，后者不撿。“我在那一刻找到了我跟秋菊身上像的地方，就是那種犟。我就回想我在十幾年經歷過很多這種侮辱、困難，你始終就沒有低過頭。”
倔強的李宇春習慣把情緒按捺在心里，無從傾訴。很難去探究李宇春的克制從哪里來。或許是天性，她從小是“乖孩子”，習慣不向父母表達自己的意見。簽約天娛的那段時期，一位員工形容對她最大的印象是，“安靜，到公司就鉆到房間里。”
十五年前，李宇春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 “大笑或大哭我都不會，尤其是公開場合。” 彼時，李宇春還是參賽選手，尚未踏進演藝圈的她或許還不清楚偶像身份意味著什么，卻已朦朧明白，克制是必須的。
如今，整個社會對偶像的“得體”要求更高了。網絡環境放大了人們對名人生活的檢視，偶像首當其沖。李宇春了解其中的分寸。見到歌迷中有孩子，李宇春會反思，我的一些表達創作是不是稍微要注意方式。但李宇春渴望更徹底的自我表達，這是她想嘗試演員身份的原因之一。“大眾知道她的名字，知道這樣一個存在，但未必知道她的喜怒哀樂，如果她在角色里展現她的喜怒哀樂，也是她自己的喜怒哀樂。”她說。
李宇春又習慣性地用“她”來指稱自己，帶著某種抽離和自我審視的視角。她總是把兩個李宇春分開——穿得很時尚去參加電影節的李宇春，和工作結束了要回家吃碗面的李宇春。“我從來不認為我是明星，這是我認為我跟明星不一樣的原因。很多明星的狀態，我觀察，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就認為自己是那個明星，他們認為是一致的，而我認為并不一致。”李宇春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在李宇春的解釋中，是草根的力量賦予了她這樣的清醒感，她來自普通家庭，爸爸是警察，媽媽是老師。“我有很多選擇，很多拒絕，都不符合一個藝人的標準。”
在今年的跨年晚會舞臺上擦掉口紅之后，李宇春直接飛回北京，司機買好食材送到家里，她一個人吃了頓火鍋，吃完倒頭就睡。
《中國新聞周刊》在2005年對李宇春進行過封面報道
“超女”能勝人一籌，確是多了一個要命的要素，那就是大眾的參與和擁有投票權力。比起政治性投票，這一票也許顯得并不特別神圣，但總能引起荷爾蒙上升，帶來好一陣的亢奮。
——摘自2005年9月5日總第243期《“后超女”現象將繼續發酵？》。2005年，李宇春獲得“超級女聲”全國總冠軍，那一年“超女”帶來的全民歡娛高潮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本刊在2005年12月26日總第258期推出封面故事《后超女時代的中國電視》，對超女現象進行解讀，2009年，李宇春入選本刊十年影響力人物之文化藝術影響力人物。
2005年12月26日總第258期封面故事《后超女時代的中國電視》
《中國新聞周刊》2020年第3期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