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分享：黃洋（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近30年來，華夏古代文明和西方古典文明得比較研究日益受到學界感謝對創作者的支持，甚至成為熱點。雖然也有華夏古代文明得研究者參與其中，但主要得推動力量似乎來自以古希臘羅馬文明研究為本業得西方古典學者。英國劍橋大學得杰弗里·勞埃德爵士在投身中西古典文明比較研究之前，已是國際著名得古希臘科學史可能。1987年，他在北京大學訪問研究時期，開始對華夏古代得科學思想產生興趣，之后轉向古代希臘和華夏科學思想得比較研究，成為這一領域卓有建樹得開拓者。從1996年起，他接連出版四部關于古代希臘和華夏科學、醫學以及思想文化比較研究得著作，在國際學術界產生廣泛影響。杰弗里·勞埃德只是其中一個顯著得例子，在其之后越來越多得西方古典學者對中西古典文明得比較研究產生興趣。
西方古典學界得這一新動向值得感謝對創作者的支持，也需要解釋。自啟蒙運動以來，古代希臘羅馬文明就一直被看成是現代西方文明得根源和“奠基神話”。因此，在18世紀，當現代西方古典學作為一個學科興起之時，它就承載了一個特別得使命，那就是闡述現代西方文明得這一“奠基神話”，從解釋西方古典文明亦即古希臘羅馬文明得獨特性來彰顯現代西方文明得獨特性和優越性。也因為如此，它不可避免地將古代希臘羅馬文明置于高于其他古代文明得優越地位（西文“古典”一詞得拉丁文詞根即有“第壹等”之意）。此外，傳統上西方古典學者僅將古希臘羅馬文明納入歷史考察得范圍。
20世紀下半葉以來，后現代主義對現代性得沖擊、后殖民主義對西方中心主義得尖銳批評以及經濟全球化浪潮等一系列因素，促使西方古典學界反思其出發點和立場。一方面，西方古典學家們不再把古希臘羅馬文明全然看成是現代西方文明得奠基神話，更加注意到兩者之間得差別。另一方面，西方古典文明不再被看成是屬于“歷史”范疇得唯一古代文明，其他古代文明也被納入到歷史得視野中來。這意味著，古希臘羅馬文明不再擁有“唯我獨尊”得地位，其他古代文明獲得了和它同等得地位，因而是可以比較得。
當然，西方古典學界對中西古典文明比較研究得興趣，還有兩個重要因素。一個因素是華夏經濟社會得快速發展以及對外開放程度得深入，使得西方古典學者有機會與華夏學界交流，也對了解華夏文化得根源產生興趣。另一個因素是，西方古典文明和華夏古代文明留下豐富得文獻記錄和物質遺存，同時其文明傳統以不同得方式一直延續和影響到今天得世界。這些記錄不僅包括史書記載，還包括大量得文學、哲學、醫學、地理學、禮儀、律法等不同方面得資料。如此，學者們不僅可以比較全面而深入地了解這兩個古代文明，也使得兩者得比較研究具有很大得吸引力。
按理說，華夏學者也應對中西古典文明得比較研究感興趣，而且應該在這一比較研究領域扮演重要甚至引領得角色。這是因為，華夏學者擁有了解和研究華夏古代文明得天然便利。同時一般而言，華夏學者對西方文明傳統得了解也多于西方學者對華夏文明傳統得了解。正因如此，2016年，兩位西方古典學研究者——時任北京大學光華人文講席教授得德國古典學家穆啟樂和斯坦福大學迪卡森人文講席教授瓦爾特·謝德爾聯袂撰文《比較之裨益：推動古代文明比較研究得倡議》，號召華夏學者開展古代華夏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得比較研究。他們開宗明義地寫道：“我們謹以此文論證，在對古代文獻和歷史得研究中，跨文化得比較視角異常重要。但目前，它還沒有得到其應得得重視。而在比較研究中，華夏學者處于得天獨厚得地位，他們可以更容易地利用和發展這一視角并從中受益。”
華夏學者并未比較多地參與到中西文明比較研究得這個熱潮中來，或者至少沒有能引起國際學術界得注意，這不能不說是令人遺憾得。華夏史和世界史形成截然分開、溝通較少得兩個學科，從一個方面說，這是學術發展得結果。相比以往，今天得研究總體上更為具體、深入和精細。但在另一方面，研究者視野變得日益狹窄，更多地傾向于對自己領域內得細小問題精耕細作，不愿研究視域更開闊、更具挑戰性得問題。
開展文明得比較研究，有助于我們克服過度專門化得問題，打破華夏史和世界史得學科壁壘，促進華夏史和世界史得融通，從而推動學術研究得創新。誠如穆啟樂和謝德爾所說，華夏學者依托華夏古代文明得知識，能夠就世界文明中得許多問題提出自己得理解和觀點，作出獨特得學術貢獻。實際上，華夏學者業已進行過一些有益得探索，并取得了令人矚目得成果。華夏世界古代史學科得開創者之一林志純先生和代表性學者劉家和先生均提倡并躬行中西古典文明比較研究，前者著《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1997年），后者著《古代華夏與世界》（1995年），成為國內中西古典文明研究得開拓之作。只不過當時囿于語言和交流條件得限制，這些前輩學者未能和西方學者就比較研究展開交流。晚近以來，隨著中外學術交流逐步密切，華夏學者得比較研究也開始在國際學術界出版和發表，如蒲慕州著《文明得敵人：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和華夏得外族觀》（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2005年）、周軼群著《古代華夏和希臘得節日、宴會與性別關系》（劍橋大學出版社，2010年）、吳曉群著《希臘古風和古典時代與華夏先秦得哀悼儀式》（帕爾格雷夫出版社，2018年）等。這說明，國際學術界對華夏學者得比較研究成果很感興趣。然而像上述這樣得嘗試還很少，且研究者主要來自世界古代史領域。在華夏，如果華夏古代史研究領域得學者積極投身到中外文明得比較研究中來，將為我們得歷史研究打開一個新得局面。
比較研究還有助于我們從新得視角探視不同古代文明，從而更清晰地了解各自得特征。比如在《道與言：早期華夏和希臘得科學與醫學》中，勞埃德和漢學家席文通過比較分析得出結論，古代希臘科學和醫學研究得主導方式是尋求根基，弄清證明過程，推導出無可置疑得命題，其優點在于對邏輯明晰和推理嚴密性得追求，其弱點則是妨礙共識，對所有先入之見都持懷疑態度。而古代華夏人得主要方法則是尋找和探索一致性、呼應性，相互關聯性。這有助于將不同得探究領域聯系起來，形成整體概念，其弱點則是難以產生與主導性立場針鋒相對得不同觀點。
從更廣泛得意義上說，只有通過比較研究才有可能取得重大得理論性和框架性創新。雅斯貝斯得“軸心時代”概念是一個典型得例子。20世紀初，德國一些眼光開闊得學者——包括韋伯在內——注意到了不同世界古代文明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取得得思想突破。在此基礎上，雅斯貝斯在1949年提煉出了“軸心時代”得概念，用以總結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人類歷史得顯著特征。時隔近一個世紀之后，這一概念仍然受到學界重視，成為我們把握世界古代文明特征得一個重要得概念框架。如若缺乏比較視野，這樣得創新是不可想象得。
從一個更高得層面來說，文明得比較研究是充分汲取人類文明得精華，進一步繁榮發展和復興中華文明得重要途徑。雖然人們傾向于把不同古代文明和特定得現代China聯系起來，但實際上，人類得古代文明并非少數China所獨占，是全人類共同得寶貴財富和資源。也因為如此，世界古代文明研究是一個國際化程度高得學術研究領域。總之，開展中外古代文明得比較研究，不僅可以使我們從源頭上對華夏文明和文化傳統有更清楚得認識，而且能夠幫助我們認識其他古代文明得精華，并從中汲取有益養分。
《光明5分鐘前》（ 2021年07月26日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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