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在隆冬，我終于知道，我身上有一個不可戰勝的夏天
1960年1月4日，法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爾貝·加繆與友人乘車前往巴黎的途中，不幸遭遇車禍身亡。六十年后的今天，我們謹以此文深切地懷念他。
阿爾貝·加繆被認為是一位荒誕哲學家。然而什么是荒誕？
加繆的荒誕是存在主義的荒誕嗎？他認為，“荒誕本質上是一種分裂，它不存在于對立的兩種因素的任何一方，它產生于它們之間的對立”，具體地說，“荒誕不在人，也不在世界，而在兩者的共存”，所謂“共存”，其表現形式乃是人類社會。
但是，認識到此并未完結，僅僅是邁開了第一步。在加繆看來，荒誕只是個出發點，重要的是面對荒誕采取什么態度，即在荒誕的條件下，人應該如何行動。
是以死來結束荒誕的狀態？還是以反抗來賦予人生某種意義，從而獲得幸福？顯然，加繆的選擇是后者，所以，他說西緒福斯是荒誕的英雄的典型。
貫穿加繆一生的，也正是這樣一種勇往無前的反抗。在這反抗中，不僅有孤獨，更有團結。我們看到，最深刻的絕望中，包含著最深刻的熱情。如同加繆所說：“在隆冬，我終于知道，我身上有一個不可戰勝的夏天。”
1915年，兩歲時的加繆。
“他必須獨自學習，獨自長大，在力量上，在能力上，獨自發現他的道德和真理，終于成長為男子漢，然后更加嚴酷地再誕生一次，也就是面對他人......”——《第一個人》
孤獨與團結——影像中的加繆
文｜郭宏安
他是孤獨的，但他在普通人中間收獲了友誼。
加繆孤獨嗎？孤獨，但是他在“眾人”之中，正如他的女兒所說：“我的父親和那些人在一起……他們每天都兢兢業業地做著他們該做的事。不知其名。”
2009年，當時的法國總統薩科齊打算將加繆的遺體移至先賢祠，受到加繆的兒子讓·加繆的反對，被指為“利用和消費”加繆，遂作罷。同年，由加繆的女兒卡特琳娜·加繆編輯的《孤獨與團結：阿爾貝·加繆影像集》出版，兩者之間大概不會有什么聯系。
可是，它們的價值會有什么不同嗎？先賢祠是供奉法蘭西民族最孚眾望的賢人的地方，如雨果、左拉、居里夫人等，可供法國人和世界各地的游客瞻仰膜拜，身價可謂大矣。一本影像集，加繆的一生可通過照片呈現出來，一個人的形象活生生地立在讀者眼前，可謂親切又直接。兩種尊重的方式，一虛一實，如何選擇？加繆的兒子替他的父親做了選擇，說：“父親一生反對虛名，是不會同意住進先賢祠供人膜拜的。”看來，這對雙胞胎子女是理解他們的父親的，死在先賢祠里的高臺上，不如活在一張張照片里。
《孤獨與團結》，[法]卡特琳娜·加繆著，譯林出版社2014年1月版。
2013年是加繆誕辰一百周年，譯林出版社于年末推出這本影像集，于是，這位親切而鼓舞人心的作家形象，再次在中國讀者心中復活。
阿爾貝·加繆因為不愛虛名，所以是孤獨的，但是他在普通人中間收獲了友誼。他幼年貧窮，中年清貧，一生沒有錢，一生蔑視奢華，但是一生追求簡單的快樂，縱情享受“大海和陽光”給予每個人的饋贈，“義無反顧地生活”。他在1957年獲得了諾貝爾獎金之后，有錢可以買房了。他不愿住在巴黎，在巴黎的知識分子中間感到“渾身不自在”，對“很豪華的生活”感到“疏遠”和“憐憫”，就在普羅旺斯的一個小村莊盧爾馬蘭買了一棟房子，終于可以不受干擾地安心寫作了。
盧爾馬蘭，一個“莊重而嚴峻”的地方，一個只有六百人的地方。然而，這個小村子容不下他，兩年之后，他死于一次車禍，他說過：“我不知道還有什么比死于車禍更愚蠢的了。”可是他竟死于車禍，死于發生在一條九米寬三車道空無一人剛剛下過微雨的通衢的車禍，荒誕啊，人生！
1941年，阿爾貝和弗朗西娜·加繆回到阿爾及利亞。他們住在奧蘭，沒有固定的工作。弗朗西娜是高級小學教師，加繆在一所私人學校教書。弗朗西娜靠著加繆，他們畢生相互照顧。
“對未來真正的慷慨在于把一切都獻給現在。”——《反抗的人》
阿爾貝·加繆的墓地不在巴黎，而在盧爾馬蘭，2011年的深秋，我去看過。在一個小小的公墓里，一叢荒草下，有一方粗糲的、沒有打磨過的石頭，上面刻著“阿爾貝·加繆1913-1960”的字樣，沒有墓志銘，旁邊是他妻子的墓，墓碑卻比他的大而整齊，周圍是一些當地普通居民的墓地。加繆孤獨嗎？孤獨，但是他在“眾人”之中，正如他的女兒所說：“我的父親和那些人在一起，所有的那些人，人數最多的那些人，他們每天都兢兢業業地做著他們該做的事。不知其名。”他在他們中間發現了友愛，發現了“他們對幸福之絕望的追求和他們的兄弟之情”。
加繆的女兒卡特琳娜知道，用照片呈現一個人的一生是困難的，因為“事情的本身是虛幻的：一個生命是變化，懷疑，矛盾。”但是，一位叫做雅克琳·列維-瓦朗齊的批評家告訴她：“……他向我們呈現的神話，遠非一些美麗的謊言，從而出賣了真實，這些神話揭示了人類條件的深刻的真理、世界的美、人的痛苦、他們的孤獨、他們對生命的熱愛……”
這本影像集除了簡短的前言和照片的說明之外，幾乎所有的文字都出于加繆的作品，這固然需要對加繆的作品爛熟于心，更為重要的是，對加繆的生活的每一重要階段選用適當的文字。卡特琳娜·加繆將加繆的活動分為“起源”、“覺醒·行動”、“反抗”和“孤獨·團結”四個階段，其中“孤獨·團結”所占的篇幅最多，與影像集的名字相呼應，表現了一個女兒對父親的懷念之情和理解之意，這是需要讀者特別留意的。
1943年，加繆在《蒼蠅》彩排時第一次遇見讓-保羅·薩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站立的人中左一為雅克·拉康，左三為詩人彼埃爾·勒韋爾迪，右一為波伏瓦，右三為畢加索。坐著的左一為薩特，左二為加繆。幾年后，加繆和薩特這兩位好友因為哲學思想，以及對馬克思主義與革命的態度不合而反目成仇。
“在知識社會中，不知道為什么，我總是有一個印象，即我有某種東西需要別人原諒。我不斷地有一種感覺，我破壞了小圈子的某種規則。當然，這使我失去了真性情，而沒了脾性之后，我感到了厭倦。”——《我為什么從事戲劇？》
荒誕在于人與世界的共存
加繆的荒誕是存在主義的荒誕嗎？他認為，“荒誕本質上是一種分裂，它不存在于對立的兩種因素的任何一方，它產生于它們之間的對立。”
阿爾貝·加繆的一生始于貧窮，終于清貧，但是他并不以為恥，為困，為苦，或為罪，他說得好：“貧窮對我來說從來就不是一種不幸：光明在其中撒播著它的財富，甚至我的反抗也被照亮了。”貧窮與光明，貫穿了他的一生。他從不羨慕，從不嫉妒，從不覬覦，沒有“怨恨之心”，而是更熱情地投入靈與肉的狂歡之中，他“生活在窘迫之中，生活在某種快樂之中”。
他坦然地面對貧窮，免除了嫉妒之心，這首先來源于他的家庭、他童年的生活環境，他說：“免除嫉妒，我首先要歸功于我的親人，他們幾乎什么都缺，卻幾乎什么也不羨慕。這個家庭甚至不識字，它以沉默、謹慎、自然而樸素的驕傲給了我最高的教誨，我畢生受用不盡。”他以貧窮為驕傲，為高貴。他的幸福在于心靈的高貴：“我從來也不能沉醉于人們所說的室內生活（它常常與內心生活相反）；所謂的資產者的幸福使我厭倦，使我害怕。”貧窮與高貴，在他并不是一件矛盾的事情，但是，他為普通人的貧窮與苦難發出了抗議的呼聲。貧窮而有尊嚴，這是他的選擇，這種選擇使他在荒誕之中找到了一條幸福的道路。
1946年8月，加繆與一對雙胞胎兒女在一起。
“當人們觀察時間的時候，它流逝得并不快。它感覺到有人在看著它。但是它利用了我們的分心。也許存在兩種時間：人們觀察的時間和改變我們的時間。”——《加繆筆記》
阿爾貝·加繆被認為是一位荒誕哲學家，然而什么是荒誕？加繆的荒誕是存在主義的荒誕嗎？他認為，“荒誕本質上是一種分裂，它不存在于對立的兩種因素的任何一方，它產生于它們之間的對立”，具體地說，“荒誕不在人，也不在世界，而在兩者的共存”，所謂“共存”，其表現形式乃是人類社會。這是加繆的荒誕與存在主義的荒誕不同的地方。
但是，認識到此并未完結，僅僅是邁開了第一步。在他看來，荒誕只是個出發點，重要的是面對荒誕采取什么態度，即在荒誕的條件下，人應該如何行動，是以死來結束荒誕的狀態，還是以反抗來賦予人生某種意義，從而獲得幸福。
所以，他說西緒福斯是荒誕的英雄的典型。西緒福斯將一塊巨石推上山頂，巨石旋即滾落下來，他又得重新下山，再把巨石推上去，如此反復，了無終期。這是神對西緒福斯的懲罰，加繆從中看出了荒誕的意義。他感興趣的是下山途中的西緒福斯，他敢于正視那塊巨石，敢于把它再次推上山頂，這種精神是對命運的蔑視、挑戰和反抗。“登上頂峰的斗爭本身足以照亮人的心靈”，他發現了這條千古不滅的真理。從《局外人》到《鼠疫》，由個人的覺醒上升為集體的斗爭，這正是《反抗的人》要加以發展和明確的問題。
在反抗與革命之間，引入“太陽思想”
加繆試圖使革命回到反抗，于是他引進了一縷古希臘的陽光，即“關于界限的思想”，崇尚相對、平衡、自然和人性的地中海思想或者太陽思想。
發現了荒誕，只能說明人的清醒；只有進行反抗，才能說明人真正進入了生活。“在荒誕的經驗中，痛苦是個人的。從反抗的行動開始，痛苦才意識到它變成了集體的，成了所有人的遭遇”。
1943年，加繆與《戰斗報》的地下運動取得聯系，寫了不少文章。加繆希望參加抵抗運動，但是疾病使他不能上戰場。他的筆成了他的武器。圖為加繆和《戰斗報》團隊在一起。
“實際上，這與您有關，與我們大家有關。所有的法國人都因敵人而進入這種聯系之中，一個人的行為激起了所有人的熱情，一個人的心不在焉或漠不關心都會造成十個人的死亡。”——《地下的 戰斗報 》
反抗只存在于主人和奴隸，即統治和奴役的關系之中，發生于主人對奴隸的驅趕和壓迫之時，故只有奴隸的反抗，沒有主人的反抗，反抗也只是“轉身”而已。反抗不是無限制的，也不僅僅是否定和破壞：“何謂反抗的人？一個說不的人。然而如果他拒絕，他卻并不放棄，因此他是從第一個行動開始就說是的人。”所謂“轉身”，所謂“限制”，說的是奴隸轉過身來，直面主人的壓迫說不，從而取得與主人平等的地位。
然而，他不可以在說不之后，把主人當做奴隸再行壓迫，那么當了奴隸的主人會反抗當了主人的奴隸，對他的壓迫說不，如此則怨怨循環，沒完沒了。這就是反抗越過了限度、變成革命的結果，因此，革命是反抗的蛻變和墮落。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經受了戰爭洗禮的加繆曾經發出“從抵抗走向革命”的號召，當他得知蘇聯存在著大規模的集中營的時候，當他看到“無產者戰斗了，犧牲了，卻把權力交給了軍人和知識分子
（未來的軍人）
著名攝影師布萊松鏡頭中的加繆。
“在隆冬，我終于知道，我身上有一個不可戰勝的夏天。”——《夏天集·重返蒂巴薩》
加繆試圖使革命回到反抗，于是他引進了一縷古希臘的陽光，即“關于界限的思想”，崇尚相對、平衡、自然和人性的地中海思想或者太陽思想，他說：“在歐洲之夜的深處，太陽思想，這種具有兩副面孔的文明正在等待它的黎明，不過它已然照亮了真正的控制的道路。”他進入了蒂巴薩這座“庇護所和避風港”，又“認出了寂靜造成的難以察覺的聲音”：“鳥兒的持續的低音，懸崖下大海輕而短促的呻吟，樹的顫動，圓柱的盲目的歌唱，苦艾的摩擦，倏忽而逝的蜥蜴，我聽見了這一切，我也在傾聽我身上涌起的幸福的波濤。”
1945年，加繆在《筆記ll》中寫道：“為什么我是一個藝術家而不是一個哲學家？這是因為我思想是根據詞而不是根據觀念。”所謂“詞”，乃是具體而微的事物，具有生命的熱度；而“觀念”，則是從事物中抽象出來的概念，大多缺少活氣。加繆的所有思想和行動根據的是鮮活的生活經驗，而不是空洞的哲學理念，這是卡特琳娜·加繆的《孤獨與團結》為我們呈現的阿爾貝·加繆的面貌和內心世界。
圖片來自于書籍《孤獨與團結：加繆影像集》，經譯林出版社授權刊發，圖片版權歸譯林出版社所有。
作者丨郭宏安（翻譯家，譯有大量法國文學作品。是《局外人》、《鼠疫》等加繆作品譯者，亦為《加繆影像集》譯者）
編輯丨安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