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月份的一天，江西瑞金的一個房間門被打開了，住在里面的著名左翼作家馮雪峰抬眼一看，來者不是別人，正是毛澤東。
此時的馮雪峰剛剛從上海過來，本以為毛澤東找他是談論上海那邊的情況，但，并不是。毛澤東這次前來，并非為了工作，或者為了什么理想和信念，而是為了一個人：
“今晚我們約法三章，一不談紅米南瓜，二不說地主惡霸，我們不談別的，只談魯迅。”
這句話一出，讓馮雪峰有點出乎意料，詫異之余，又倍感興奮。畢竟馮雪峰本人就是著名的詩人以及文學評論家，跟有著相同愛好的毛澤東和魯迅，自然有著說不完的話題。
那么，毛澤東有沒有見過魯迅，為什么對他這么關心呢？
楊角風談晚清民國人物第125期：有人問，若是魯迅還活著會怎么樣？毛澤東回答：他敢寫也不敢寫！
一、
其實，毛澤東并沒有見過魯迅，此時沒見過，以后的日子里也沒有見過！
1934年初的毛澤東，因為被博古和李德等人排擠，日子也不好過，這次跟馮雪峰的對話，也略帶憂傷，對于魯迅，他講到：
“五四時期在北京，弄新文學的人我見過李大釗、陳獨秀、胡適、周作人，就是沒有見過魯迅。”
毛澤東是在1918年來到的北京，當時的他剛從湖南第一師范大學畢業，正是意氣風發、激揚文字、指點蒼穹的年齡。
激情是激情，但對于自己的未來，毛澤東還是比較迷茫的。畢竟當時的有志之士，要想有所作為，無外乎這么幾條選擇路線：
一條是去法國留學，就像鄧小平、周恩來、錢鐘書那樣的，畢竟法國有著大革命的背景。
一條是去日本，跟魯迅、孫中山等人一樣，這還是甲午戰爭后由清政府指出的一條道路，張之洞說了理由：
“中日兩國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于此。”
再有就是，隨著國內教育實力的提升，以及各種文人學者的回歸，比如胡適留學后回北大教書。北大作為最高學府，也吸引了大批學者，為了探索救國之路，很多人都選擇到北大就讀。
毛澤東這次進京，一開始的目的是為了籌集赴法留學的費用的，后來便在恩師楊昌濟的介紹下，李大釗幫他安排了一個北大圖書館助理員職務。
二、
而當時的魯迅在干嘛呢？
當時的魯迅是在民國教育部工作，到1918年1月份，他又加入了《新青年》雜志社，任編委。
雖然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這段時間，不斷接觸社會名流，就像他提到的李大釗、陳獨秀、胡適等人，唯獨沒有見過魯迅。
五四運動之前，毛澤東回到了湖南，到1920年再次返回北京。這時候魯迅正好到北大任職，講授中國小說史。但令人遺憾的是，毛澤東還是沒能見到魯迅一面，而這個遺憾，直到魯迅病逝都未能消除。
這是毛澤東離魯迅最近的兩次，之后的日子里，一個在國統區，一個是中央蘇區。雖然曾經有人提議把魯迅接到蘇區，但毛澤東提出反對意見，認為魯迅在外面作用更大，兩個人也就沒有了交集。
毛澤東熟讀過很多魯迅的著作，比如《狂人日記》、《吶喊》，對魯迅也是心馳神往，甚至在多個場合講到：
“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
在1971年某一次會議中，毛澤東還很遺憾地提到，自己當年在北京沒能見到魯迅，是人生一大遺憾。
但，兩人沒見過面，不代表倆人沒有互相了解，剛才我們提到的馮雪峰，就是毛澤東跟魯迅互相了解的中介。也是他，把毛澤東介紹給了魯迅，同時也把魯迅對毛澤東的評價傳給毛澤東。
畢竟，文人直接，最簡單粗暴的交流方式，無外乎用詩詞文章了。
三、
魯迅其實不僅會寫文章，他還寫過很多古體詩！
比如：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同樣，毛澤東也是非常愛寫詩詞的，在他領導秋收起義之后，進軍井岡山的時候寫過一首《西江月·井岡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頭鼓角相聞。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
早已森嚴壁壘，更加眾志成城。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宵遁。”
這首詩是在作戰的時候寫下的，比較倉促，也就沒有那么押韻，況且當時的偉人比較年輕氣盛，語氣中自然透著一種豪情。
而文章開頭提到的毛澤東拜訪的馮雪峰，在上海的那段時間，就跟魯迅成了忘年交，而且作為黨內人士，他對魯迅的影響僅次于瞿秋白。
有一次馮雪峰跟另一文人茅盾到魯迅家中議事，有意或無意地就提到了毛澤東，說他別看是白面書生，卻能指揮千軍萬馬。
這下子勾起了魯迅的興趣，馮雪峰見此，趁熱打鐵，又把前面提到的毛澤東的詩詞念給他聽。魯迅聽完毛澤東寫的詩詞，哈哈大笑，說了一句：
“頗有山大王氣質！”
馮雪峰和茅盾聽完魯迅的評價，細細琢磨，雖然語言不夠雅觀，但評價確實精確，幾個人不由得哈哈大笑！
四、
魯迅向來以“毒舌”著稱，像散文大家梁實秋、民國才子徐志摩、京劇大師梅蘭芳，甚至公知鼻祖胡適等等，都未能逃過他的嘲諷。
由于魯迅是白話文運動的先鋒，所以，他的一舉一動也備受他人的關注。有一次，郭沫若就評價魯迅的古體詩，說他是“前清余孽”，魯迅自然不甘示弱，回復郭沫若的《女神》，說他是“才子加流氓”。
當然，魯迅寫詩，大都是隨性而作，寫完后隨手送人，甚至底稿都不留。歸根結底，還在于他對詩詞這一塊，還是有點猶豫不決的，是直接跨到新詩，還是繼續講究押韻呢？
兩年后，馮雪峰回到蘇區，見到了毛澤東，并把魯迅對其詩歌的“山大王”評價也一并講給了毛澤東聽。
沒想到，毛澤東聽完這句評價后，哈哈大笑，笑了好一陣才停下來。這也是毛澤東評價自己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原因之一，因為“山大王”這個稱呼，毛澤東自己都講過的，當時進軍井岡山的時候，毛澤東就自嘲過：
“蔣介石是占京為王，我們是占山為王。”
其實，自從1932年寧都會議后，毛澤東就成了“孤家寡人”，他的誘敵深入方針被別人全面否定，這么長時間以來，一直憋著一口氣。這次馮雪峰從上海回來，他終于找到了傾訴對象，但，他們聊天也有個原則，就是絕不談政治，只講唐詩宋詞，中國歷史。
這次聽到魯迅對自己的評價，哈哈大笑后，一掃長時間的不快！
五、
1936年之后，馮雪峰再次回到了上海，還一度借住到魯迅家中，而毛澤東已經跟隨大部隊長征到了陜北。
早在1935年10月份，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魯迅就高興地寫下了一首詩《亥年殘秋偶作》：
“竦聽荒雞偏闃寂，起看星斗正闌干……”
1936年3月份，魯迅抱病和茅盾一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提到：
“全國民眾期待你們更大的勝利，全國人民正在努力奮斗，為你們的后盾，為你們的聲援，你們的每一步前進，將遇到熱烈的歡迎與擁護……在你們的身上，寄托著人類和中國的將來。”
等到馮雪峰到了魯迅身邊后，也是不斷地給他講述紅軍的故事，有一次，魯迅聽著聽著，悵悵然走到窗戶前，說了一句：
“我想，我做一個小兵還是勝任的，用筆。”
馮雪峰不知道為什么魯迅會說這么一句話，一時語塞，說了一句：
“周先生的韌性奮斗精神，后繼有人。”
然而，魯迅并沒有多解釋，馮雪峰留下的文字記錄中，也沒有解釋魯迅這句話的含義，我想，應該是跟他評價毛澤東是“山大王”相對應吧！
半年后，魯迅在上海病逝，消息傳到了毛澤東耳朵里，他異常悲痛。一周后，他在陜北公學發表了一通長達20分鐘的演講，只講魯迅，他提到：
“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圣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圣人。”
等到了1971年，毛澤東在武漢某次會議上再次評價魯迅：
“魯迅是中國的第一等圣人，中國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學生。”
六、
毛澤東為了能讀到魯迅的作品，可謂是費盡心機，他的第一套《魯迅全集》還是靠地下組織從上海運到了陜北。
在偉人留下的照片中，其中一張在延安窯洞拍攝的照片，其工作的桌子上就擺著一套《魯迅全集》。對這套書，毛澤東是愛不釋手，有空就翻一下，魯迅作品中的名言語錄，很多都是來自于毛澤東的引用，才廣為人知。
比如，在一次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就提到“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就是我們的座右銘。我們都應該學魯迅，以他為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而這套二十卷本的《魯迅全集》一直伴隨著他，直到搬進了中南海，為此毛澤東還感慨，這套書能保留至今，相當不容易。
后來，毛澤東去莫斯科的時候，還不忘拿上幾本魯迅著作，?以供途中閱讀。
后來的魯迅作品不斷有新版出現，毛澤東也是逢出必收，他有一張站著讀書的照片，手中拿著的仍然是新版的《魯迅全集》。甚至，到毛澤東臨終前，他的書桌上仍然擺著一本魯迅的書籍，是打開的狀態。
在網上曾經流傳著這么一句話，說毛澤東講魯迅，若是活著，他敢寫也不敢寫，有些人理解出現了偏差，原話其實是毛澤東在1957年某次接見新聞界代表時講的：
“魯迅的文章就不太軟，但也不太硬，不難看。有人說雜文難寫，難就難在這里。有人問，魯迅現在活著會怎么樣？我看魯迅活著，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會不寫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會寫……現在有些作家不敢寫，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我們沒有為他們創造敢寫的環境，他們怕挨整；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他們本身唯物論沒有學通。是徹底的唯物論者就敢寫。魯迅的時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殺頭，但是魯迅也不怕。”
多年過去了，有人講，魯迅既然跟毛澤東也有這么一段神往，他為什么從來沒寫過有關紅軍的事？
其實，這恰恰是魯迅對自己說的話負責任的彰顯，正所謂“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因為魯迅沒去過蘇區，沒有實事求是調查和經歷，自然不敢寫這種反應時代痕跡的文章。
?也有人講，魯迅就是一個噴子，跟當今的某些公知沒有什么兩樣！
其實是不一樣的，舉個例子：
比如，你的成績一直很差，魯迅會告訴你，你的問題出在哪里，哪里應該加強，甚至也會生氣的罵你，希望你能用心學習。
而某些公知呢，會直接噴你，你就是這么個低智商，基因就不行，祖上翻十八輩都不是讀書的料，趁早下學給富人打工，這輩子才能活得幸福。
魯迅希望能通過自己的筆，喚醒人們的麻木，能實現覺醒，從而奮發圖強。某些公知是，希望你永遠沉淪，認命，失去思考的能力，接受我對你的思想灌輸與控制。
你說，他們能一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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