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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是中學歷史課本中的內容，長期以來，被視為常識。
近日，歷史學者辛德勇表示：此說不確，教材須改正。引起網友關注。其實，學界就此話題已討論40年以上，主流觀點是：
其一，古代文獻中沒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僅有一處稱“獨尊儒術”，是南宋學者排佛（前句為“下陋釋老”）時提出的。至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則是1916年，易白沙在《孔子平議》中才提到（此前梁啟超有類似提法），竟被寫入課本，成了“定論”。
其二，古籍中有“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等記載，但易白沙等按自己的意思概括，然后貼上標簽。
其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誤讀，是受日本學者誤導。
其四，現行歷史課本與最新研究成果相差較大。
歷史多元而豐富，近代學者在“瓜分豆剖”“亡國滅種”的時代壓力下，研究常簡單化，誤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歸納為積貧、積弱的“根本原因”，形成“儒家專制—學術衰敗—無法發展近代科技—國家落后”的邏輯鏈，似乎推翻儒家，就能徹底擺脫困境。
這種缺乏證據意識的演繹邏輯，難免出錯，而把錯誤當成常識，就應糾正。
漢武帝像
漢代“百家”不是戰國“百家”
漢武帝從沒推行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倒是曾明確提出“悉延百端之學”。
東漢班固在《漢書》中稱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并引董仲舒《天人三策》，中有“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有學者認為《天人三策》是班固偽作。
西漢末年，王莽造符讖以示天命，而公羊學認同“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故儒生多附。東漢初，漢章帝于建初四年（79年）在白虎觀開經學大會，重點討論移孝作忠，用吏的“私忠”置換儒家的獨立人格，后寫成《白虎通義》，作者即班固。《天人三策》只在《漢書》轉載，未見其他傳承，思想又與《白虎通義》近似。
就算董仲舒、班固所言屬實，也與后人理解有別。
首先，“百家”非戰國“百家爭鳴”的“百家”。秦統一天下后，提出：“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漢代時，“百家”指黃老之學、申韓之術。
其次，“罷黜”指從官學中剔除，不反對在社會上流傳。漢代從沒搞過“焚書坑儒”，相反，還特別重視收集圖書。司馬相如病重時，漢武帝叮囑：“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后失之矣。”只是司馬相如寫完即送人，以致“家無書”。
其三，“表彰六經”不是“獨尊儒術”。早在董仲舒之前，漢廷已設五經博士（《樂經》已失傳），即“六藝之科，孔子之術”，“孔子之術”不是儒家，而是西周王官之學，“六藝”是本原，儒術是流末。“表彰六經”與儒學無直接關系。
班固像
用“儒術”是為糾偏
黃老之術的困境在于：政府退出后，社會易呈兩極分化。
漢武帝時，國家休養生息70年，據學者陳英計算，當時最低級的吏年收入103.88萬錢，自耕農僅2萬錢，佃農僅1.83萬錢，致“庶人之富者累巨萬，貧者食糟糠”“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隨著地方豪民成勢，離心傾向增加，漢景帝時出現了“七王之亂”。
要改變這一局面，需用儒術，可竇太后篤信黃老。儒生轅固生曾諷刺老子的書是“家人言”，竇太后大怒，將他扔進豬圈，讓他和野豬搏斗。
竇太后出生于趙地，自古民風樸野，男多英雄，女多美人，所謂“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為倡優。女子彈弦跕躧（踮著腳尖走，近似今之芭蕾舞），游媚富貴，遍諸侯之后宮”。故竇太后性格強勢。
剛登基時，漢武帝事無巨細，都要先向竇太后請示，等她裁決。
漢武帝耍小聰明，任命竇太后的侄子竇嬰為宰相，竇嬰“好儒術”，與田蚡、趙綰、王臧等結成小集團，推行新政。竇太后很快發現了其中奧秘。建元二年（前139年），竇太后已近七旬，雙目失明，在她的反擊下，竇嬰、田蚡被罷免，趙綰、王臧下獄自殺，新政失敗。
建元六年（前135年），竇太后病逝，武帝當月便以“喪事不辦”為名，罷免了竇太后的私黨——丞相許昌、御史大夫莊青翟，田蚡再度任相，立刻“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董仲舒就是趁此機會被提拔的。
傳（唐）王維《伏生授經圖》
儒家對漢武帝評價不高
易白沙在《孔子平議》中寫道：“漢武當國，擴充高祖之用心，改良始皇之法術。欲蔽塞天下之聰明才志，不如專崇一說，以滅他說。于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利用孔子為傀儡，壟斷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
這是將梁啟超《論中國思想變遷之大勢》的觀點加以概括，認為漢武帝推崇儒家，是用思想專制來輔助政治專制。此說得胡適激贊，后被寫入中學課本。
問題是，如果漢武帝是締造儒家思想專制的推手，歷代儒家為何對他評價卻不高？
張蔭麟先生曾說：“他（指漢武帝）所最得力的人物，不是矩范一代的真儒董仲舒；而是‘以峻文決理貴’、‘以鷹隼擊殺顯’的酷吏義縱、王溫舒之徒，是商人出身的搜刮能手桑弘羊、孔僅等。在廟謨國計的大節上，他受儒家的影響甚小。”
宋代司馬光也指出：“孝武（指漢武帝）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于秦始皇者無幾矣。”
問題關鍵，在于近代學者急于找“解藥”，貿然移植西方史學的判斷標準，將歷史解釋簡單理解為挖“專制的根”。可古代西方政教一體，信仰、教育、文化與政治的結合度高，古代中國則迥異。許地山先生曾說：在基層社會，道教影響遠比儒家大。
漢代確屬專制，儒家發展到后期，存在保守、封閉、顢頇等問題，但說漢代儒家便形成思想專制，且和君主制密切配合，于史無據。
竇太后是黃老的忠粉
漢武帝“罷黜百家”，并不是想控制思想，而是為了政治斗爭。
武帝剛上位時，受祖母竇太后壓制。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以致“（漢景）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
竇太后本名竇猗房，趙國清河觀津（今屬河北省衡水市武邑縣）平民，父母早逝，弟弟竇少君四五歲被賣，倒手十余家。竇猗房以“家人子”（從平民選拔入宮的宮女）身份入宮，專門伺候呂后，得到呂后信任，成了“出宮人”。
所謂“出宮人”，是呂后為掌控劉氏家族，“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實則暗中監視。竇猗房想離家近，便對負責分配的宦官說：“一定要把我分到趙國。”宦官答應了，可轉頭卻忘掉，竇猗房被分給代王。出宮前，竇猗房大哭，不肯走，眾人強制，才不得不去了代地（治所在今河北省蔚縣附近）。
代王劉恒是劉邦與薄姬的兒子，薄姬本嫁給魏王豹，魏王豹被韓信打敗后，薄姬進入劉邦后宮，長期遭輕視，故能被呂后所容。為免呂后猜疑，劉恒不得不專寵竇猗房，二人有了兩男一女。沒想到，劉恒后成漢文帝，而他與王后此前生的四個兒子都得病死了，竇猗房的兒子成了漢景帝，遂母以子貴。
在漫長的上位之路中，竇太后學會了隱忍、示弱，而她命中兩位貴人——呂后、漢文帝，皆崇黃老。兒子登基后，竇太后以黃老之術輔佐，成績驚人，遂成黃老之術的堅定信徒。
漢武帝沒重用董仲舒
董仲舒雖上位，卻未得重用。
《史記》中有《董仲舒傳》，文字極簡，可見司馬遷不看重董仲舒。在《史記》中，董仲舒的最高職位是“江都國相”，即給江都易王（漢景帝之子）劉非當丞相，劉非是漢武帝的異母兄，年長12歲，《漢書》說他“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杰，驕奢甚”。漢代常將儲備干部下放到諸侯國，既起到監督作用，又鍛煉工作能力。董仲舒是儒生，可柔化劉非之勇。
董仲舒像
董仲舒回中樞后，很快被廢為中大夫，后因妄言災異，差點被處死，后任膠西王相，董仲舒“恐久獲罪”，稱病辭職了。
《漢書》對董仲舒的評價較高：“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意思是漢武帝的制度多從董出，但多屬官辦教育制度，“抑黜百家”只是課程安排。
董仲舒名為儒家，實為“知術能法之士”，他對孟子的“性善論”持否定態度，許多觀點更接近韓非子。
漢武帝用人不拘一格，班固曾說：“漢之得人，于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后世莫及。”
僅三人是儒生，且公孫弘本是老吏。
誤說源頭來自何處？
學者丁四新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辨與漢代儒家學術思想專制說駁論》中指出，相關說法始于日本明治維新后的批儒批孔，以遠藤隆吉和久保天隨為代表。而遠藤和久保的觀點直接影響了清末中國的啟蒙思想家（轉引自學者劉桂生的研究）。
在《孔子平議》中，易白沙寫道：“孔子但重做官，不重謀食，易入民賊牢籠。”這么寫還有一個原因，當時袁世凱正準備復辟。易白沙有一個更著名的口號，即“砸爛孔家店”。
對于梁啟超、易白沙、胡適的觀點，學者柳詒徵曾批評說：“梁胡二氏，學術不同，要皆一反對儒家之見。以為漢崇儒術，即不容他家置喙。”“武帝以后，學者猶兼治諸子之學，使武帝時禁人攻習異端，則向、歆父子，何必校定諸書乎？”
柳詒徵指出誤說的源頭：“以諸子學之失傳，歸罪于董仲舒請漢武帝罷黜百家，其說蓋倡于日本人（日本人久保天隨等著《東洋歷史》多言之），梁氏撰《新民叢報》時，拾其說而張大之。”可惜當時不自貶、不罵人、不“誣古”，便無人關注。
現代科學發展的關鍵在科學家職業化，而一個職業產生，受市場、資本、產業構成等制約。明清海外貿易發達，卻被套牢在低端生產層面，無法從勞動力密集型生產轉化為資本密集型，自然也就很難出現職業科學家。就算砸爛“孔家店”，也突破不了這個困境。
讀史使人明智，前提是讀正確的史。有錯應該改正，目前說不清正誤，不妨多介紹幾種觀點，兼聽則明。
（原標題《漢武帝：別亂說，我什么時候“罷黜百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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