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名“問題學生”
送兒子去云南昆明宜良縣丑小鴨中學前，河南信陽的王愛月被兒子厭學問題困擾。讀初中后，兒子先是不想寫作業，后來借口不去學校，休學在家后，他整夜玩手機。
王愛月在一家保險公司干內勤，自從兒子不愛學習后，“看他哪兒都不舒服”。她很看重兒子的學習，兒子出生不久，她與丈夫離婚，每月工資600多元，給兒子報的幼兒園一學期學費近3000元。
后來，她再婚，但第二任丈夫跟前任一樣，“文化水平低、沒法溝通”。她希望兒子好好學習，“不要窩窩囊囊過一輩子”。但兒子讀初中后成績越來越差，補課也沒效果。
“以前教師一告狀我都要打他罵他。”王愛月覺得兒子不爭氣，“不學習無法謀生”，但兒子說可以去當乞丐。她認為兒子“心理不正常”，帶他去鄭州看心理醫生，咨詢一次1000元，感覺太貴，去了一次就不去了。
“天天在家里躺著，我看著都著急。”2019年春天，王愛月把兒子送到了丑小鴨中學。
兩年多后，陳艷也把女兒送來了。女兒在杭州一家重點中學讀初一，今年上半年，她的成績從班級前10名下降到30多名，5月末，女兒跟她說，“寧可生一場大病也不要學習”，還說從學校走廊看下去“白茫茫一片”，怕自己忍不住跳下去。
“我當時就有點慌。”陳艷說，那之后，女兒沒再去過學校。她帶女兒去看心理醫生，醫生說有“學習壓力”和“交朋友壓力”。
家人一時間無法接受這個事實。陳艷說，自己是農村孩子，為了出人頭地，她努力讀書，教師說早戀會影響成績，她高中三年沒跟男生說過話，后來，也不跟女生說話了，“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學習上。”
她一路苦讀，考上了浙大博士。她的老公也是浙大博士，公公是浙大畢業，婆婆是蘇大畢業，一家人很重視孩子的學習。
陳艷說，女兒成績不錯，還當上了班干部。有一次，她對違反紀律的同學大聲喊叫，被老師撤了職。后來，學生投票選小組長，她再次落選。她在學校沒有朋友，跟媽媽說，自己像變成兩個人，“一個人不想跟人交往，另一個又想出去交往。”
休學后，女兒整日玩手機，晚睡晚起。陳艷帶女兒參加夏令營，訓練時狀態還好，回家后又“躺平”了。無奈之下，她給孩子報了丑小鴨中學的夏令營。
今年暑假，有近50名學生報了這所學校的夏令營，他們有的已經在家休學一年，有的患有抑郁癥，手腕上刀割的疤痕還未完全愈合，還有的剛從他們口中的“精神病院”出來，看起來情緒低落。
除了這些夏令營的學生，學校還有近60名存在網癮、厭學、自殺傾向等各類問題的學生。學校稱，自2010年建校來，這里接收過2000多名所謂的“問題學生”。他們來自全國各地，多數是被父母“騙”來昆明旅游、串親戚，一下飛機，就被送到這里。
“問題學生”為什么會產生？怎么辦？
把孩子送來前，多數家長并不了解這所學校，也不知道孩子是否能在這里有所改變。一位家長說，選擇這里是因為校長詹大年在網上更有名氣，她覺得學校名氣大了，不敢對學生亂來，因為“試錯成本更大”。“當時我很悲觀，就想至少把孩子送去后，他能按點起來，按點睡覺。”
創辦這所學校前，詹大年有20多年任校長的經歷。1987年，23歲的詹大年到湖南桃江縣一所鄉鎮小學任校長，將學校發展成為一所九年制學校。當時，當地中學為了提高升學率，想方設法招優生，勸退差生。
“教育怎么能明目張膽地淘汰人呢？”詹大年不認同這種“擇優”方式，但如果不讓差生走，老師成績上不去，他感到左右為難。2000年，他從學校離職，希望辦一所“不趕差生”的學校。
2003年，詹大年在昆明市郊創辦一所九年制民辦學校，存活了7年。他發現，差生雖然不會被趕走，但很難找到存在感：成績好的學生不愿跟差生玩，多數老師不喜歡調皮學生。還有家長要求按成績優劣給學生分班。
那時，詹大年萌生一個想法，能否辦一所只收差生的學校？
2010年，詹大年與人合伙在云南安寧建立一所學校。他說，建校沒多久，幾位合伙人產生理念分歧，其他人主張以軍訓為主，不設立文化課，他認為這是通過消耗體力“控制學生”，干了不到一年離開了。
2011年，詹大年在云南宜良古城鎮山坡上找到一處廢棄校址，創辦丑小鴨中學。學校名字是昆明市政協副主席汪葉菊起的。有人說：“這個名字怎么招生？”詹大年很喜歡這個名字，“‘丑小鴨’是白天鵝的品種，長大后是要飛向藍天的。”
為了招學生，詹大年四處投廣告，招生廣告寫道，“幫助一切網癮、早戀、厭學、叛逆、迷茫的孩子，找回聰明可愛的自我。”最終，學校只招來8名學生，其中，7名學生是熟人出于信任送來的。
第一屆的一名學生記得，當時他被爸爸戴上手銬，帶上了汽車。中途，他跑下車，摔得滿身泥土，又被抓上車。后來，汽車停在這所“破破爛爛”的學校門口，學校遍布雜草，鐵門還在裝，塵土飛揚。3年后，他離開時，學生人數已經增加到五六十名。
后來，詹大年沒再為招生發愁過，學生人數最多時有100多名。詹大年發現，這些年來“問題學生”有增無減，人們對于“問題學生”的關注與困惑更多了。
7月24日，詹大年參加了昆明的一場教育研討會，這次會議有400多名教師到場，他們來自全國各地，有的教師坐了3天2夜的火車從烏魯木齊趕來，有的教師從鄭州坐高鐵來，來時家鄉正下暴雨，家里積水深達1米。
教師們紛紛提到教育“問題學生”的困惑。那位烏魯木齊的教師說，自己辦了一所私立中學，接收了很多重點中學的差生，但新招來的教師大多剛剛大學畢業，“被愛的體驗超過愛他人的體驗”，他不知道該怎么教會他們無條件愛孩子。
還有一名教師說，自己在鄉下辦了一所托管中心，她發現很多留守孩子沒人關心，有的逃學、離家出走，自己“沒專業知識”，想學習如何管理“問題孩子”。
參會的很多教師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問題學生’為什么會產生？怎么辦？”
“我們不缺北京十一學校，不缺人大附中”
對這個問題，詹大年進行了個人探索。
詹大年說，起初，他覺得是“孩子有問題”，但接觸的學生越多，發現是“孩子遇到問題，自身沒有解決問題的力量，又得不到有效支持”。
在丑小鴨中學，幾乎每個孩子背后都有著沉痛的故事。一位來自上海的女孩說，她痛恨自己重男輕女的家庭，父母處處向著弟弟。她患上抑郁癥，割手腕，不敢去學校。為了發泄，她捅死了小區的一只流浪貓。后來，她被父母送去一家封閉式醫院治療，“一發病就綁你”，待了一個多月，被父母送來這里。
2014年，丑小鴨中學隨機調查了100個“問題孩子”，發現74個孩子來自離異家庭、再婚家庭、單親家庭、留守家庭等，有的孩子幾年才跟爸爸媽媽見上一面，有的與一個爸爸、兩個“媽媽”生活在一起，他們要在“夾縫”里求生存。
在詹大年看來，丑小鴨中學的很多家庭喪失了家庭的功能。“這些孩子從小沒有得到應有的呵護，他們只希望自己快快長大，可以自由、任性、報仇。”
“我們也發現，還有一類孩子的家長人格缺失。他們把孩子當成自己的私有財產和發泄的工具。”詹大年說，曾有一名當官的父親跟他說，自己可以指揮千軍萬馬，就是指揮不了孩子這個“狗日的”。他告訴這位父親，問題出在“指揮”兩字，“不要以為家長是訓人的，家長是承擔責任的。”
他注意到一個女孩，女孩父母都是大學教師，但女孩罵父母是“婊子配狗”，并有自殘行為。他覺得女孩心理問題很嚴重，問家長孩子出了什么問題，家長首先說的卻是“學習不好”。
丑小鴨中學一學期學費近3萬元，學生多數是城市孩子。詹大年發現，很多孩子來自“三高”（高學歷、高收入、高地位）家庭，他們享受優越條件的同時，被父母賦予了過高的期望。
因為父母都是浙大博士，陳艷的女兒陳陽感覺自己“不考個浙大都說不過去”。爸爸在杭州一所專科院校教書，她記得小時候，爸爸說如果她考上那所學校就打她。在家時，她經常把門鎖起來，不鎖門就“沒有安全感”，因為媽媽“每過幾分鐘來看一眼”，看她是否在學習。一次看到她在畫畫，媽媽邊哭邊罵。
成績下降令陳陽感到焦慮，“怕成績下降影響中考，中考影響高考。”她在學校沒有朋友，感覺成績下降后，無人能傾訴。
盡管知道媽媽王愛月工作很辛苦，但李康討厭媽媽因為成績下降罵他“不爭氣的玩意”。他覺得老師很勢利，對地位高、有錢的家長輕聲細語，對自己父母則“不留面子、劈頭蓋臉地罵”，導致父母回家后拿他撒氣，說“再被叫老師就打你”“再考不好就不養你了”。
李康說，那時，他開始懷疑學習的意義，“學習就為了讓他們吵架嗎？”他認為父母讓他學習是為了將來找工作、掙錢贍養他們，“所有人糾纏都是為了利益”。
一名學生說，休學期間，他感覺自己的“人生要完了”，“畢竟他們灌輸的觀念是，小學沒考上個好初中就完蛋了，初中沒考上個好高中就完蛋了。”
“一位好家長會關注孩子的喜怒哀樂，關注孩子的生命成長、心理需求，而不只是關注孩子的分數。”在詹大年看來，“問題學生”源于家庭，成于學校，根本問題是教育的評價體系，“學校的教育評價服從于利益的設計，分數成了利益的砝碼，學生成了教育的手段。這樣，關系的核心不再是‘人’，而是‘利’。”
新教育研究院院長、成都市武侯實驗中學原校長李鎮西注意到，這些年，“問題孩子”越來越多，且呈現低齡化的特征。他認為，這與教育評價體系越來越注重分數有關，“原來我們評價的標準基本就是分數，這個標準不但沒有淡化，而且越來越苛刻了。很多學校為了分數搶優生、甩差生，還有的老師逼學生做智商檢測、名正言順把差生趕走。”
在此背景下，李鎮西提倡向“問題孩子”傾斜，“我們不缺北京十一學校，不缺人大附中，但缺研究‘問題孩子’的學校。”
把孩子養親了，教育才可能發生
10年來，針對丑小鴨中學的“問題孩子”，詹大年進行了很多嘗試。
剛建校時，詹大年招了14名教師，多數是大學生，但不到一年，教師們全走光了——這些教師看到學生吵鬧束手無策，還有的跟詹大年說，進教室會手抖，害怕學生打自己。
之后，詹大年又招了一批老教師，老教師們對“問題學生”多采取打罵方式，師生關系緊張。
后來，他又招了一批當地的貧困大學生當教師，招聘條件注重“愛笑、會玩”，培訓內容由課堂技巧轉變為怎樣對學生進行心理干預、與學生建立良好的關系。
詹大年認為，在傳統教育體系的評價影響下，“問題學生”的師生關系、親子關系、同學關系出現裂痕，對他們而言，提高分數不再占首位，最重要的，是重建社會關系，回歸到生命的正常狀態。
一位教師說，學校平時不做題、不考試，只在期中、期末參加全省統一考試。新教師入職前，學校給他們培訓，強調不能打學生、公開批評學生、用言語侮辱學生。假如學生在課堂上搗亂，就讓學生參加軍訓。
學校安排生活教師住在學生宿舍，處理學生矛盾，并針對一些突出問題做了“預案”：比如學生打架，先把學生拉開，平復學生情緒；假如學生自殘，不要大驚小怪，陪在他身邊，盡可能提供幫助；如果教師處理問題時自己有情緒，先讓自己冷靜下來。通過這些方法，詹大年希望能讓學生產生安全感，在學校待下去。
剛建校時，學生想方設法逃跑，為了與學生建立信任，詹大年把自己的QQ號、手機號印在學生作業本上和墻畫上，告訴他們，長大成人前，不管在哪里，遇到任何問題，都可以向他求助。
2014年，他帶學生去云南昭通地震災區救援，做他們的“駕駛員”，讓他們自學心理知識，給災區小孩做心理輔導，還帶他們去全國各地旅游，外出過程中，沒有一名學生逃跑。
“信任需要時間，當孩子認同你的思想，看到你在為他服務、貢獻，相信他的時候，他就覺得我有希望了，錯了要糾正。”詹大年常對教師們說，“好的關系才是好的教育。把孩子養親了，教育才可能發生。”
但讓教師們真正認同這些理念需要時間。28歲的向國躍是學校的元老，剛來學校時，他才18歲，血氣方剛。面對不服管教的學生，他用暴力制服，有學生不想留校，跟他動手，他就打回去。
2014年，他的班上來了一位云南保山的學生。這位學生總在學校抽煙、搗亂，有一次，他在廁所抽煙，被向國躍發現，向國躍讓他上交打火機和煙，學生不肯。向國躍很生氣，讓他趴在操場上，用腰帶打他，作為懲罰。剛打下去，幾乎全校男生涌上去，把向國躍按在地上打，直到其他教師過來才停止。
后來，男生約向國躍單挑，兩次都被向國躍打倒。但男孩仍然搗亂，向國躍跟學校申請，把男生調到其他班，沒成功。有一天，向國躍決定“放下姿態”，找男孩聊聊，他問男生，為什么兩人總合不來。男生說，你太嚴了，不愛笑，總板著一張臉。
那之后，向國躍開始反思自己，“（通過打罵的方式），學生當面怕你，但內心抗拒你。”他轉變方法，講笑話哄他們開心，和他們掰手腕，幫他們剪指甲，甚至幫他們洗澡。向國躍發現，這些微小的舉動能帶來很大的改變，學生們漸漸喜歡黏著他，叫他“向哥”“大象老師”。他認為學生需要幫助時，應該第一時間出現，“提供幫助和安慰。”
強制拉入集體
為了幫助學生融入集體，新生到校后，學校會安排老生陪新生聊天，安撫他們的情緒，并帶他們吃飯、整理內務。學校經常舉辦集體活動，比如游泳、遠足等。
記者觀察到，有個胖胖的女孩，剛來時不想留校，抓父親的衣角，用手推母親，哭喊著問父母為什么把她騙來。
兩位教師抓住她的手腕，將她按到椅子上，讓她平復情緒。但松開手后，女生仍然哭鬧。隨后，老師安排兩名“帥氣的男生”來陪她聊天，幾個小時后，女生情緒平復下來。老師解釋，他們安排男生去，是因為多數女生在男生面前在意形象，有時候，學校也根據學生所在省份，找同省份的學生來安撫新生。
李康向記者提到在這種集體氛圍下的心態改變：剛到學校總想著逃走，眼看出不去，就想著“找到機會再出去”，再到后來，他被“強制拉入集體中去”。有一次，學校組織踏青，他被強行拉去，看著大家玩、笑，他也被傳染，覺得“開開玩笑也挺好”。
一名學生說，學校組織游泳，他不想下水，生活老師說，5分鐘之內，如果他不下水，就讓同學把他的衣服扒光，拖他下水，他選擇乖乖脫掉衣服。李康形容，那個過程像是“在心房暴力砸開一扇門”，這種過程多次反復后，他對集體產生依戀感，“就像大星球吸引小星球”。
當環境變得輕松，人際關系趨于緩和，變化悄然發生：以前，李康覺得所有人都是圍著利益轉，但他漸漸發現有些事情無法用利益解釋，比如，學校里，有的老師會自費給學生買水果、零食。再比如，為了送他來讀書，母親四處跟人借錢，而她本可以選擇更加經濟的方式——放棄他。今年8月，李康離開丑小鴨中學，李康的媽媽發現他開始愿意和家人溝通，而不是以前“一副看不起你的架勢”。
一名畢業7年的學生覺得，這個學校至少能容納自己。在校3年，他跑過幾次，有一次跑回家后，離家出走長達半年，沒吃沒喝，求助詹大年，又回到丑小鴨中學，直到初中畢業。他的朋友后來有的被判刑，有的打架被人搞死，還有的消失在緬北邊境，下落不明。他后來入讀一所普高，考上大專，畢業后進入一家電子產品公司工作。
不過，不是所有學生在這所學校都有所改變。有學生來這不到一周，待不下去，就走了。還有家長告訴記者，孩子回家后，仍然沉迷于玩手機。
也有在校期間令老師們“無力”的學生。學校曾有個女生不洗衣服、不洗澡，亂扔衣服。同一宿舍的女生多次反映宿舍臭味熏天。老師給她梳頭，她會把頭發搞亂，盯著她洗衣服，她把洗衣液扔得遍地都是。老師找家長聊，發現家長穿著體面、談吐得體，找不到她行為的源頭。后來，老師們就學生情況求助詹大年，詹大年也無法找到原因。
詹大年曾說，就學生回歸正常的生命狀態而言，丑小鴨中學對問題孩子的轉化的成功率是100%。李鎮西認為，所謂“回歸生命的正常狀態”標準模糊，甚至有些主觀色彩。他建議詹大年用“更客觀的方式”來表述丑小鴨中學的辦學成果，“特別是應該有盡可能精確地跟蹤（學生離校后10年、20年乃至更長時間的）數據。”
要從根本上減少“問題學生”的產生
茅衛東曾在重點中學、職業中學任教，做過幾年記者，去過丑小鴨中學幾次。他認為這所學校為學生提供了一個相對包容的環境，“學生在別的學校甚至在家里，是不被接受的，老師可能體罰，不能體罰就鄙視，但這里不把他們當異類。”
但他也觀察到，學校在一些方面還不盡如人意，尤其“在針對性地根據孩子狀況開展心理輔導和相關課程上”，還比較弱。
目前，丑小鴨中學教師分為文化課教師、生活教師、心理教師。全校只有一位心理專業的教師。文化課教師分為文科教師、理科教師、英語教師，詹大年解釋，這樣設置后，教師人數減少，和學生相處時間更長，更利于和學生建立關系。
但據記者觀察，這里的教師流動率較高，尤其是文化課教師，很多是新教師，來校一兩年，最長的在校時間不到5年。
一位文科教師說，自己很矛盾，因為學生基礎差，在課堂上她將知識盡量講得淺顯，但她覺得對不起那些成績較好的學生，浪費了他們的時間。一個學生說自己很焦慮，她想學習，但自習時同學很吵鬧，“教師這一秒說完自習室下一秒又吵起來。”還有一名學生怕離開這里后，無法跟上原來學校的學習進度，從家拿來厚厚一摞復習資料。
“你在原來學校被剝奪了情感，在這里被剝奪了成績。”李康說。很多學生離開這里后，要回到原來學校，面對原有的教育體系，家長們依然焦慮。
今年5月，李康回到信陽參加中考。王愛月說，李康剛回來時信心滿滿，覺得考上普高沒問題，但學了一個月又不去學校，說聽不懂。她給兒子買網課，李康學了幾天也不學了，最后，連中考也不想參加了。“我急死了，連個成績都沒有，中專都沒法上。”她說服兒子去考試，最后的中考成績沒過普高線。
對孩子的未來，王愛月感到迷茫，“他不讀書，確實沒有太多的路可走。”最終，李康聽從母親的安排，選擇去鄭州讀技校，盡管他不喜歡這條路。
一位西安的家長也擔心，兒子回校后仍然無法承受學業壓力怎么辦。她說，在老家，很多家長都在為孩子的中考焦慮，最近，孩子原來的學校停止給學生補課。有家長堵在學校門口，要求學校開課，有的還去舉報其他補課的私立學校，家長群每天滾動著語音條，“其實家長也是無力，誰想把孩子逼成這樣呢？”
陳艷給孩子提供的備選項是讀國際學校，但她擔心孩子無法適應。她和老公去找詹大年，聊了幾個小時，最終問題總是繞回孩子離開丑小鴨中學后怎么辦。面對父母的焦慮，詹大年只能告訴他們，不要太在乎成績，“孩子如果有喜歡的就讓他去做，沒有喜歡的，輕松就是最好的狀態。”
在李鎮西看來，作為一所民辦學校，丑小鴨中學有做得好的地方，但目前缺乏“科學的制度體系”，“學校無論大小，還是應該有現代管理所需要的合理制度，這能保證學校運行于‘法治’的軌道，而不是‘人治’的窠臼。作為一所必然會向前發展的學校，如果長期缺乏制度，必然埋下一些隱患。”
近些年，接收“問題學生”的機構、學校屢屢被曝存在毆打學生的行為。據媒體報道，2009年，廣西南寧一家訓練營發生教官體罰、毆打學員致死事件。2012年，浙江金華一家矯正教育學校的學生控訴，被教官要求僅穿內衣給其洗腳、按摩。2020年末，一家戒網癮學校被曝強制學員喝煙灰水、毆打學生導致其骨折……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認為，矯正學校亂象背后是家長“病急亂投醫”的苦衷。他提到，我國現在沒有專門針對“問題孩子”的正規學校，家長也不愿意送孩子進特殊的工讀學校，發現孩子有網癮、夜不歸宿、打架斗毆等問題后，只能打聽哪里有矯正學校。
“這給一些不正規的社會培訓機構發財良機。近年來，一些以拯救、矯正為名的訓練營、學校相當紅火。”熊丙奇提到，由于缺乏監管，矯正類學校體罰、虐待學生的行為屢禁不止。
他認為，不能指望專門的學校來解決“問題學生”，要從根本上減少“問題學生”的產生。“只有融入平等的教育環境中，讓孩子更好地成長，才是我們要注意的問題。”
成為孩子們心里的那塊糖
熊丙奇認為，解決根本問題，要讓“所有的學校都關注每一個孩子，這個理念不重構，10年之后問題會更加嚴重。”他強調，要扭轉基礎教育的應試教育傾向，“這種模式之下一定是培養考生不培養人的。不培養人老師怎么會關注一些成績不好的學生？這是我們當前最大的問題。”
在昆明的教育研討會上，李鎮西希望教育工作者反思，丑小鴨中學的這些“問題學生”，為什么被原來的學校拋棄了？
“我很慚愧，丑小鴨中學收留的是我們放棄、虐待過的丑小鴨。”談到這個問題，成都武侯實驗中學蔣長玲老師說，她也曾放棄過“問題孩子”，是她第一屆教的一個男孩。男孩在單親家庭中長大，爸爸常打他。在學校，他不寫作業、偷東西、打架，蔣長玲從內心里“盼著他早點走”。有一次，男孩偷了生產隊的變壓器，被爸爸吊在房梁上打，后來離家出走。
后來，蔣長玲得知，這個男孩因犯罪被判10年，出獄后又染上毒品。多年后，想起這個學生，她后悔自己沒用更多辦法幫助他。
“我自己也曾經是一只丑小鴨。”蔣長嶺在會上分享了自己的成長故事。她說，為了供養三個女兒，父母很辛苦，爸爸總是喝酒發泄情緒，媽媽則經常打罵孩子，她是老大，挨打最多。
從小，她很少體會到父母親情，只記得生活的辛苦，八九歲那年，她得了皮膚病，“脖子、手、臉都脫了皮”，還要去地里勞作，汗水流淌進皮膚里，“苦得沒地方傾訴。”
有段時間，她想過死，準備好農藥，把自己反鎖在家，開始給家人寫遺囑。先是爸爸，然后是媽媽，寫到奶奶時，她寫不下去了，她想起奶奶在她生日時給她煮雞蛋、烤紅薯，把一碗稠米粥留給她喝，給她夏夜扇風、冬天暖腳，吃水果糖。
“我覺得我不能死，死了最傷心的是我奶奶。”蔣長玲放棄了自殺。她說自己很幸運，因為奶奶陪伴她長到19歲，奶奶是她心中“最后一顆糖”。她用自己的經歷告訴其他老師們，“人活在關系中，壞的關系危害生命。”
后來她遇到過不少問題孩子。其中有一名患有交流障礙的學生，得知他喜歡讀《三國演義》《水滸傳》，蔣長玲也跟著讀。有一次，學生在食堂發脾氣，她先抱了抱他，拿面包、牛奶給他吃，告訴他，等他什么時候愿意說話，就來找她。
后來，這名學生考入一所當地很好的高中，但讀了兩個星期，就不想讀了，家長找蔣長玲勸，蔣長玲了解后得知，他想休學是因為在新學校沒有朋友，也沒有可信任的老師，她又幫助學生轉到一所有朋友的學校。
蔣長玲說，面對這些問題孩子，她能做的是溫柔對待他們，“成為他們心中的那顆糖。”
“教育首要培養的是人，其次是人才。”李鎮西認為，在當前教育背景下，尤其需要強調這一點。他以陶行知的名言“皮鞭下有瓦特”舉例，“這個孩子以后不是瓦特就應該給他皮鞭嗎？瓦特可能會有出息，但假如他是個普通的勞動者，能自食其力，這叫不叫有出息？”
他在書里講過一個“普通學生”的故事。那是他帶的第一屆學生，成績一般，長相一般，表現一般，以至于站在一群學生中，“自然就融化到集體中了”。
多年后，李鎮西與這個學生重逢，得知他后來高考落榜，在一所技工學校讀駕駛專業，經歷了分配、下崗、創業，最終成為一名公交車駕駛員。學生對李鎮西說，因為開車，他見過形形色色的人，有黑社會性質組織的人、犯人、后來被槍斃的貪官，“見過很多陰暗面”。
“我有這么復雜的經歷，本來是很容易墮落的。但沒沾染社會上的邪惡風氣，我常提醒自己不要越界，像老師說的，做一個好人，一個善良和正直的人。”他對李鎮西說。
后來，李鎮西專門去坐了他的公交車，兩人聊了一路。學生說起他最倒霉的事，是被一個醉酒的乘客毆打，導致眼角縫了7針，最開心的時刻是有乘客夸他開得好、態度好，坐過站后，寧可等半個小時也要坐他的車返回。學生還說，“李老師，我沒有出息，但乘客很喜歡我。”李鎮西告訴他，“這就是出息。”很多家長不能接受這種“出息”。
王愛月認為，自己受周圍人的評價影響，把分數看得過重。“社會上看人的標準都是分數，比如親戚朋友聚會，都是問孩子考多少分，沒有人說孩子在家里干家務，大家去表揚孩子，對吧？”
兒子厭學后，李康的媽媽開始學習“父母成長課程”，以前，兒子學習成績下降，她會抱怨兒子不爭氣，說“不是為了你，我的生活會好一點”。如今，她反思，對兒子發泄情緒是因為自己“內動力不足”，要從自身找原因。
陳艷也開始反思自己。她回想自己成長經歷：在農村長大，通過讀書改變命運，為了學習犧牲人際交往。她覺得自己可以做到的，女兒也可以做到。為了不讓女兒“輸在起跑線上”，她讓孩子四年級學習新概念英語，給孩子報舞蹈、畫畫等各種興趣班。
她反思，自己只關注孩子學習，忽略了她的心理需求。“我活在我自己的經驗里”，陳艷說，她意識到“時代不一樣了”，不能再讓女兒像自己以前一樣，為了讀書犧牲人際交往。
有時候，想到女兒以后可能“上一所一般的學校，找一個一般的工作，成為一個普通人”，陳艷又陷入焦慮中。但她又告訴自己這么想不對，“我們看待一個人的時候似乎總有一套很強的世俗標準，關注他有沒有穩定的工作，有沒有找到對象，而忽略了一個人的基礎品質，去關注他是不是善良、開心，是不是一個健全的人。”
“必須承認，教育不是萬能的，有時候甚至是無能的。”詹大年說，當不知道怎么做的時候，第一信條是“保護生命”，“讓他們好好活著，開開心心的。以后會有路的，說不定這條路是他自己悟出來的，說不定他哪一天能得到一種幫助。要相信種子，相信歲月。”
他說，教育就是多給生命一條路，一條任何時候都可以玩下去的路。（記者 尹海月）
（文中王愛月、陳陽、陳艷、李康均為化名）
來源：中國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