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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區郵電新村小區，居住的大多是安徽省郵電管理系統離退休的老人。過去的20年間，這個有著750戶、2000余人的小區，已經有41人進行了遺體捐獻登記，其中有4人完成了捐獻。
“你心好狠，連老伴兒都捐掉了”
郵電新村小區的遺體捐獻志愿者回憶起各自簽署協議的經歷，都有共同的感慨_“我們自己心里的坎兒好過，但年輕人那關難過啊，子女的主，我們可做不了。”
“你心好狠，連老伴兒都捐掉了！”有段時間，朱秀芳沒少被“戳脊梁骨”，今年76歲的她回憶起十幾年前的經歷，依然止不住流淚。
2007年，朱秀芳老伴陳清秀患上阿爾茨海默病（俗稱老年癡呆癥）。面對老伴表現出的記憶力衰退、情緒焦躁不安，以及生活無法自理，朱秀芳束手無策。
在醫院里，朱秀芳偶然聽到兩個臨床實習生的對話，“今天的遺體解剖課你怎么沒去？”“這個課太搶手了，供解剖的遺體少，報名的人太多了，我沒排上隊。”
意識清醒時，曾經是高級工程師的陳清秀也表達了死后要捐遺體的想法。朱秀芳和躺在病床上的老伴相約_“不用怕，我也和你一起捐！”
兩個女兒無法理解。有幾天，朱秀芳干脆躲開子女們，把自己關進廚房，假裝聽不見她們的哭聲和哀求聲。
“媽媽，求求你，能不能只捐爸的眼角膜？”女兒作出了讓步。但朱秀芳的態度很堅定，“不行，必須全部捐掉！”朱秀芳知道得了老年癡呆癥有多痛苦，她希望可以幫助醫學研究攻克難關。最終，女兒們都在家屬同意欄上簽了字。
朱秀芳回憶，那些年，很多人忌諱這個話題，認為死后要保留完整的身體，并沒有人對此進行宣傳，大家害怕遭到“非議”。
2013年，陳清秀在睡夢中離開了，女兒和女婿找到安徽省紅十字會遺體捐獻中心，女兒們完成了父親的遺愿。2014年，陳清秀的名字被刻在合肥大蜀山文化陵園專為遺體捐獻者豎立的紀念碑上。朱秀芳的名字就刻在老伴兒名字旁邊，死亡日期處為空白。
1990年就從事相關工作的安徽省紅十字會遺體（器官）捐獻中心安徽醫科大學接受站副站長（以下簡稱“安醫大接受站”）付杰介紹，遺體捐獻可供醫學教學科研和病理解剖，為臨床治療、預防提供基礎數據；將可用的器官捐獻出來，可以救助因為器官衰竭而在黑暗中等待的人。“過去，由于社會觀念陳舊和宣傳不普及等問題，很多志愿者不敢說、也說不清自己簽遺體捐獻協議的事。”
郵電新村的遺體捐獻第一人是安徽省郵電管理局原局長吳朗。2002年，吳朗離世，遺體捐獻給安醫大接受站。送別了老伴兒，吳朗的夫人馬毅興找到曾替吳朗辦手續的周鳳翼，表示要捐獻遺體。2006年，包括馬毅興、周鳳翼、吳榮坤在內，小區5人辦理了捐獻登記。怕鄰里忌諱，誰也沒對外聲張。
吳榮坤的老伴汪桂蘭，一開始也猶豫過，但兩年后，她也辦理了捐獻登記。汪桂蘭登記后不久，她的同學孔令黃聽說了，也過來了解情況，并和老伴兒一起登了記。
“讓年輕人明白這是偉大而平凡的事”
有一天，朱秀芳戴著口罩去菜市場買菜，有人拉住她問_“我看您眼熟，你是不是上過電視新聞？你們捐遺體，政府給你們多少錢，有什么好處？”
在朱秀芳看來，要想破解這個問題，只有自己帶頭去做，做的人多了，就能影響更多的人。
“做這個決定的初衷，一方面是受小區老一輩人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想減輕子女為她操辦身后事的負擔。”今年7月1日，小區居民、67歲的葉偉真簽了遺體（角膜）捐獻志愿協議，葉偉真想著，這也算是自己給建黨百年獻上一個小小的禮物。
當兒子知道葉偉真要捐獻遺體時，她已經把所有字都簽完了。得知母親以后連骨灰都不留下時，一向沉默少言的兒子說_“媽，在你的骨灰被撒掉之前，我得去抓一把，裝起來，留著。”
葉偉真在家填表時，恰好被正在上二年級的孫女看見了。孫女疑惑地問_“奶奶，你為什么要把眼睛給人家？那你不就瞎了嗎？”
“奶奶走了以后，醫生會把我的眼睛給別的小朋友。一雙眼睛能救好幾個人呢，你想想，在黑暗中看不見的寶寶們，或是因病上不了學的孩子們，他們多可憐。”葉偉真向孫女解釋。
這些年來，葉偉真一直想給后代做正能量的榜樣，她覺得，志愿捐獻遺體就是最好的言傳身教。
葉偉真的母親朱秀英看到電視新聞后，心里打鼓_“人沒去世就要捐了？我平時連打針都害怕呀。”葉偉真趕忙和她解釋_捐獻是人走后才進行的程序。朱秀英這才安心，也決定捐獻遺體。
在葉偉真看來，遺體捐獻者是平凡且偉大的。“其平凡在于，捐獻者是普通的百姓，做的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偉大在于，大家是在為人類的醫學事業進步作貢獻。”
為發動更多的人加入捐獻行列，安徽省紅十字會啟動遺體捐獻宣傳走進社區活動，在郵電新村成立愛心社，很多老人成了宣傳志愿者。
82歲的愛心社帶頭人吳榮坤時常帶著一個寶貝布袋，里面裝著郵電新村遺捐志愿者成員資料。41位志愿者的名單占滿了兩頁紙，有4位后面備注“已于某年某月某日去世實現遺捐承諾”。
“登記填表需要2張照片，我讓他們提供3張。”吳榮坤說，自己也80多歲了，登記的人多了，不一定都能記住面孔，自己留一張照片，能一一對得上，方便聯絡。目前，吳榮坤已經協助了12位志愿者辦理登記手續。他最希望看到的，就是越來越多年輕人受到影響，認可、理解遺體捐獻這件事。
2016年5月13日，吳榮坤突然接到志愿捐獻者毛慶祥的兒子的電話，說他父親快不行了。吳榮坤趕來送老友最后一程。他當場含淚撥打了安醫大接受站的電話，因為他知道“眼角膜不能等太久，要在幾個小時內取出”。
現在，41名登記的志愿者中，有9對夫妻，其他人有的是同學，有的是同事、朋友，有的是兄弟。其中年齡最大的周鳳翼92歲，最小的張峰50歲。張峰的哥哥張彪于2013年登記。兩年后，張峰完成登記。吳榮坤曾建議，這么年輕，要不要等幾年？兄弟二人都表示，“不用等，就現在！”
“讓捐獻者活得更有尊嚴”
安徽遺體捐獻工作始于上世紀60年代，但是此后的40余年間，安徽省紅十字會只收到7例捐獻。
“如今，人體器官和遺體供需矛盾依然嚴峻。現在國家的捐獻率是百萬分之三，理想的數字應該是千分之一。”付杰分析。目前，安徽全省辦理遺體器官捐獻志愿者登記在1萬例以上，1200例捐獻完成。安徽的醫學院校每年共需要150-180具遺體，但安徽平均每年只完成捐獻100例左右。
“十幾年來，通過政府努力、法律法規完善、媒體報道，現在，老人們可以自豪地說，我是遺體捐獻志愿者（家屬）！”付杰也呼吁，期待看到更多街道、社區支持這項工作，這是一項精神文明建設事業。
安徽省紅十字愛心社志愿者服務隊也進社區開展義診活動，把捐獻志愿者的故事編排成小品、話劇。“每一次宣傳活動都能帶動一次捐獻小高潮。”吳榮坤說。
除此之外，志愿者的身體健康也需要關注。付杰介紹，“我們一直強調，要讓志愿者生活得有質量，不是填完表就‘等死’。之所以成立志愿者服務愛心社，就是讓志愿者們有好的身體和精神生活，發揮正能量，宣傳愛心事業。”此外，從志愿者登記到捐獻到火化再到安葬的各流程，相關部門和機構都應做到嚴格化、規范化、人性化服務，做好協調、溝通，不能造成家屬、親友之間的矛盾。
吳榮坤發現，小區的這些老人們在一起聊天時，不忌諱談起生死，以及遺體的用途。接下來，他們考慮的是集中居住、抱團養老問題。“大家所理解的人生，就是幸福地活著，有意義地離去。再說了，我們雖然走了，但我們捐出的遺體（器官），總會用到有需要的人的身上，他們會替我們生活下去。”
中青報·中青網發文人 王海涵 王磊 實習生 韋慧敏 栗伊琳
來源_我國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