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國際影壇，有一位意大利導演格外引人矚目，他繼承了羅西里尼、德·西卡、維斯康蒂等人開創的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美學傳統，又持續地從費里尼、安東尼奧尼等人的詩意現實主義電影中汲取靈感，以此形成了他獨樹一幟的鏡頭語言；在30余年的導演生涯中，他以自己的家鄉西西里為根據地，不斷探索和創新著風格迥異的影像作品，并屢屢在重大國際電影節上獲獎，被譽為“將掌聲重新帶回意大利電影院的大師”，他就是意大利近十余年來最具代表性的電影導演吉賽貝·托納多雷。不久前，他的經典作品《海上鋼琴師》經過4K技術修復后，正在全國各大院線熱映。
托納多雷于1956年5月27日出生在意大利西西里島。在孩童時期，他經常在家鄉小鎮的一家電影院看電影。從70年代初開始，他成為這家影院的放映師。老板新開了一家影院，讓他去之前的舊影院搬放映棚里的器材，他在布滿灰塵、雜亂無章的影院中待了幾天之后，決定要拍一部關于關閉的電影院的電影。因此，1988年，托納多雷最具代表性的影片《天堂電影院》問世了。這部“傷感、戲謔、鄉思與理智互相交織的”的影片一推出便引起了巨大轟動，先后斬獲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戛納國際電影節評審團大獎和歐洲電影獎評審團特別獎等多個獎項。托納多雷一舉成名，他情有獨鐘的“西西里情節”也開始浮出水面。他隨后執導的《天倫之旅》(1990年)、《新天堂星探》(1995年)、《海上鋼琴師》(1998年)、《西西里的美麗傳說》(2000年)和2009年問世的《巴阿麗亞》都具有鮮明的“西西里情結”。這些作品以萬花筒般的視角，既生動展現了西西里的風土人情，也深刻詮釋了西西里的歷史和現實。
Ⅰ 描繪西西里風情的圣手
“如果不去西西里，就算沒有到過意大利，因為在西西里你才能找到意大利的美麗之源”，這是歌德在1787年到達巴勒莫(西西里首府)開啟自己的西方文化尋根之旅時寫下的句子。的確，西西里以其迷人的自然風光、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人文歷史被稱作“一個真實的美麗傳說”。出生在西西里的托納多雷，正是從這里獲得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靈感。他的大多數作品都以西西里為背景，通過其獨樹一幟的鏡頭語言，描繪著西西里的風土人情。
“雖然西西里是很小的島嶼，但對于意大利而言，它在歷史中的作用很特別。而對于我而言，它更像一個魔咒，我終生無法解脫。”在這個魔咒的纏繞下，托納多雷的電影成了觀摩西西里風情的一面多棱鏡。看過《巴阿麗亞》的觀眾，一定還記得主人公佩佩跑著跑著飛起來的那個奇幻的全景鏡頭，此時佩佩所俯瞰到的星羅棋布的城市、鄉村、高山和海洋，儼然就是一個托納多雷心中的西西里地形全貌的輪廓；而西西里美麗妖嬈的身姿猶如《西西里的美麗傳說》中的瑪蓮娜。雷納多跟蹤瑪蓮娜穿過廣場，避開人群，穿過街道，走過小巷，爬上四拐八繞的樓梯，去找故意閉門不見的父親，托納多雷鬼斧神工般的這一組跟蹤鏡頭，固然是在表現瑪蓮娜的難以抵擋的魅力，又何嘗不是在有意凸顯同樣韻味無窮的西西里街市呢？
就西西里的人文地理來說，托納多雷的電影中出現最多的當屬巴洛克風格的各式建筑。巴洛克式的廣場、巴洛克式的教堂、巴洛克式的市政廳、巴洛克式的民居是托納多雷電影中一道不可或缺的風景線。這些建筑仿佛一座座活化石，無聲地訴說著西西里滄桑的歷史和輝煌的文明。在古希臘時期，城邦的公共生活就是以廣場為中心的。這種源遠流長的廣場文化以世人難以想象的堅韌，穿越了漫長封閉的中世紀，并伴隨著文藝復興的歷史進程，與近現代文明和諧地融為一體，而與廣場相伴而生的建筑風格則先后經歷了從古典到哥特式、到文藝復興式，再到近現代的巴洛克式的漸次轉型。如今，它們已經成為遍布西西里城鄉的一道道雋永的歷史文化景觀，這些人類文明的瑰寶又被托納多雷匠心獨運地融合于他的電影中。在他的電影中，既有如《天堂電影院》中出現的小型廣場和簡易建筑樓群——它們代表的是像多多這樣的社會底層人群頻繁聚集和玩樂的地方，也有如《西西里的美麗傳說》中的古典莊嚴的中型封閉廣場及其建筑——就是在如此神圣的地方，那些道貌岸然的看客們貪婪地消費著、吞噬著瑪蓮娜美麗的身軀，還有如《巴阿麗亞》中的那種氣勢恢宏的巨型開放式廣場——政治投機分子在巨大的噴泉雕塑周圍向人群聲嘶力竭地進行鼓吹，這一現代場景與其身后依稀可見的哥特式風格的市政廳相映成趣。
不難看出，托納多雷對這些西西里特有的人文景觀的每一次摹寫絕非任意而為，也不是對家鄉文化的炫耀，而是有著更加深刻的寓意。從這個意義上講，無論是《最佳出價》中主人公奧德曼所主宰的藝術品拍賣行，還是《海上鋼琴師》中主人公1900所炫技的船上音樂廳，抑或讓托納多雷魂飛夢繞的電影院(托納多雷幾乎所有有關西西里的電影中都出現了電影院這一特定的意象符號)，都不啻為上述廣場建筑的現代隱喻，因為正是在這些場所，不斷地上演著現代社會的百態人生。于是，我們看他的電影，實在就是在看西西里的市井生活：各式的廣場上，擁擠的建筑之間藏匿著數不清的小巷，佩佩和伙伴們在巷口玩陀螺，男人們在喧鬧地打牌，去教堂做禮拜的市民來來往往，還有賣香腸和雞蛋的商販、趕著羊群穿過廣場的牧羊人，以及比賽吃西西里面的人們……這就是《巴阿麗亞》展現給我們的一幕幕典型的西西里式的生活圖景。
檸檬是托納多雷另一個頻繁使用的極具西西里特征的生活符號。西西里盛產檸檬，檸檬園、檸檬樹和檸檬果在他的電影中隨處可見。在《天堂電影院》里，母親給多多打電話時桌子上的果盤里就盛著檸檬。在《西西里的美麗傳說》里也可以看到水果市場上一鋪鋪的檸檬，而瑪蓮娜用檸檬擦拭身體的場景又讓我們了解了這一獨特的西西里生活習俗。更趣味盎然的是，我們從《巴阿麗亞》中看到了孩子們從檸檬園中偷檸檬吃的一幕，這不禁勾起了筆者兒時跟小伙伴們偷家鄉的蘋果園的同樣記憶。好的藝術作品總是真實地再現普通人的生活。
同樣讓觀眾印象至深的還有托納多雷對西西里獨特的海洋文化的濃墨重彩。西西里島是地中海一顆璀璨的明珠，這里有世界上最湛藍、最清澈的海水，自然會孕育出獨特的海洋文化。托納多雷的電影本質上也是這種文化的一部分。在影片中，蜿蜒漫長的海岸線、廣場式的海水浴場、巍峨聳立的潔白礁石、穿著短褲在海邊嬉戲的少年和隨處可見的瑪蓮娜女神，都是托納多雷的電影中不可或缺的藝術風景，像《西西里的美麗傳說》中，雷納多和伙伴們裸露著上身在海邊的礁石上曬太陽的鏡頭，還有像《巴阿麗亞》中，因天氣炎熱佩佩一家人脫掉衣服躺在冰涼的地板上有說有笑的場景，都極富西西里的生活氣息，甚至可以說，《海上鋼琴師》所講述的奇幻般的人生故事，其實也是托納多雷對西西里海洋文化的象征性詮釋。
Ⅱ 西西里社會文化的詮釋者
西西里是地中海上最大的島嶼，也是一塊神奇的土地。這里，古希臘神話文化、中世紀宗教文化、文藝復興文化和近現代文化前后相繼，一脈相承，相互激蕩，形成了今天的西西里多元融合的文化。生于斯長于斯的托納多雷，深受這種文化的濡染和浸潤，他的很多作品其實就是對這種文化的形象詮釋。托納多雷通過一個個生動鮮活的人物形象和他們所經歷的西西里故事，將這種文化對當今西西里人日常生活的影響惟妙惟肖地展現出來。
托納多雷的電影離不開西西里的社會文化背景。在《西西里的美麗傳說》中，聽到自己的丈夫為國犧牲的噩耗后，瑪蓮娜裝扮成圣母的形象當街游行接受人民的哀悼。與此同時，雷納多為了表達自己對女神的無限同情和愛戀，幾次去教堂做彌撒。在《天堂電影院》中，我們看到，神父在每一次公開放電影前都要嚴格檢查和刪減其中的情色鏡頭；西西里的人們每周五都要去教堂做禮拜；他們在新開的影院門前集會時用手在胸前虔誠地畫著十字，動作既熟練又自然。這些電影情節讓我們感受到宗教文化已經成為西西里人生活的必然和自然部分。
然而另一方面，我們又看到，在《天堂電影院》中的少年多多因在莊嚴肅穆的教堂里打瞌睡而遭到神父的追打，而那些定期去教堂做彌撒的信眾們卻每一次都對被刪減過的電影大喊大叫，表達不滿。《巴阿麗亞》里，瓢潑大雨中的教會人員一邊托舉著巨大的圣朱塞佩像在街上游行，一邊對想要躲進教堂的人們說道：“在圣朱塞佩進來之前，就是上帝也不能進。”這些場景所傳達的又分明是對西西里人貌似莊嚴、實則虛偽的宗教生活的一種絕大諷刺。
西西里近百年的歷史背景也被慧眼獨具的托納多雷淋漓盡致地呈現在自己的鏡頭之中。
在《天堂電影院》中，我們看到，在每一次放電影的空隙都插播墨索里尼軍隊的新聞宣傳。《西西里的美麗傳說》中也多次出現墨索里尼擁護者們的游行演說，這讓觀眾深深領略到了彼時法西斯的狂熱面目，當然托納多雷也沒有忘記表現反對法西斯的清醒者。而西西里人在廣場上列隊歡迎美國大兵的電影段落，則又從另一個側面展現出作為二戰勝利者的所謂西方自由世界及其價值觀對西西里人的浸染。
毫無疑問，托納多雷電影創作生涯中歷史色彩最濃重的作品當屬《巴阿麗亞》。這部電影通過講述主人公佩佩一生的成長故事，全景式地再現了西西里自20世紀30年代到80年代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風云變遷。在影片開始的部分，我們看到，一方面，課堂上老師帶領學生高唱著頌揚墨索里尼和法西斯精神的歌曲；另一方面，歌劇院的演員們因唱反對墨索里尼的歌曲而被法西斯軍隊抓進監獄，還有人為了逃避兵役故意砸斷自己的腳，而在廣場上叫賣香腸的小販跟在法西斯軍官的后面哭訴著“原料是一整頭豬呢”的一幕更是觸目驚心，意味深長。
隨著故事的推進，二戰結束，在法西斯時期就開始萌芽的馬克思主義思潮開始登上西西里的政治舞臺，而佩佩正是這場政治運動中始終走在最前列的弄潮兒。他是同齡人中最早覺醒的革命者和共產黨員，他對共產主義滿腔熱忱，并積極地投身到議會斗爭中去。
在電影的其他片段中，西西里臭名昭著的黑手黨政治文化、西方式的民主選舉政治文化也得到了體現。比如，佩佩的父親被黑手黨殺害，他的母親悲痛欲絕，而佩佩一家人對此卻無可奈何，托納多雷通過展現一個這樣的場景，勾勒出西西里猖獗的黑手黨政治活動給當地民眾造成的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傷害。再如，嚴重的經濟危機造成大批工人失業，無家可歸的失業工人聚集在一起，怒不可遏地抗議和沖擊市政當局，導致政府運轉癱瘓，面對這一切，市政領導人除了逃避再也無所作為。托納多雷通過幾個簡單卻張力十足的鏡頭，就將西方民主政治虛偽、軟弱、自私的本質揭示出來。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雖然我們在托納多雷的影片中能夠看到太多描述政治事件的細節，但他卻從不直接表達自己的政治傾向，而是通過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讓自己的政治傾向自然而然地彰顯出來。這正是托納多雷的高明之處。
對于文藝創作中政治傾向性的表現問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早就做出過堪稱典范的美學批評。恩格斯曾明確寫到：“我絕不是反對傾向詩本身。悲劇之父埃斯庫羅斯和喜劇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強烈傾向的詩人，但丁和塞萬提斯也不遜色，而席勒的《陰謀與愛情》的主要價值就在于它是德國第一部有政治傾向的戲劇。現代的那些寫出優秀小說的俄國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傾向的作家。”但這并不意味著文藝作品的意識形態傾向性就能像政治學或社會學一樣直截了當地告知讀者。“傾向應當從場面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而不應當特別地把它指點出來。”
概而言之，托納多雷在其30年左右的電影生涯中，將其藝術觸角深深植根于西西里這塊沃土中，不斷探索著將意大利傳統的電影美學風格與當代電影中的各種流行元素熔為一爐的電影語言與技法，形成了他既寫實又浪漫、既詩意又理性、既古典又現代、既藝術又商業的獨特風格，并成為西西里文化的最合格、最深情的詠嘆者。
(作者：馬立新，系山東師范大學新聞與傳媒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