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放慢了語速，用指尖敲擊著尋人啟事上的畫像，“梅——姨，您——見——過——嗎？”但這位客家老伯依然在搖頭。
過去一個月，一張梅姨的肖像廣泛流傳。人們談起她，除了憤恨這個被指拐賣了9個兒童的女人，也忌憚這個遲遲未落網，又如幽靈般的存在。
兩年前的一天，申軍良來到位于粵北山區的一處村落，據已經落網的一名人販說，他的孩子經梅姨之手被拐賣，而梅姨的同居者就住在此處。打聽，一記提防的目光投來；再問，響起他聽不懂的客家話。
村莊。本文圖片均為澎湃新聞記者 鐘笑玫 拍攝這天，我進入村莊，沿著申軍良尋找梅姨的路線，試圖重遇他過去兩年的希冀與困苦。
村子里的人多是同姓，彼此沾些親故。問小賣部店主老伯之前，我拿著尋人啟事詢問了十余位村民，和曾經的申軍良一樣，我期待著他們能說些什么，但收到的是：“沒見過”、“不清楚”和“不知道”。
“梅姨，”我說，“人販子，兩年前被拐孩子的家長來村里找過她。”老伯目不轉睛盯著電視里播放的諜戰劇，一邊聳肩，一邊沖我這個方向擺手，客家話夾雜著普通話，說沒見過畫像上的人。
“我們叫她潘嫲。”不知何時進門坐下的女人嘟囔了一句。
(一)
“潘嫲”、“潘嫂”、“阿潘”，近15年前，紫金縣黃砂村村民曾這樣稱呼一個女人。她矮矮胖胖，一口外地客家話，跟著鰥夫彭家慶同居，在村里待了兩年。期間，她頻繁地離開和歸來，沒跟別人說過自己的營生，更不聊自己的娘家和婚戀史，讓人覺得神秘又蹊蹺。
“潘冬梅(音)。”一個來小賣部買零食的女孩念了一個名字。我望過去，女孩立馬跑出了小店。女人像是被點醒，冒出句“我也不知道”，也匆匆離開。
2019年11月22日的午后，接近30攝氏度的氣溫把村道上的雞糞烘干。用紅布把孩子裹在背后的婦女自然地繞開。頭發泛白的老嫗大大咧咧地踩上去，把竹凳拖到門前曬太陽。
我繼續在村里尋訪。許多人用戒備或抗拒的眼神打量著我，甚至有人遠遠看見我就回家關門。兩年前，申軍良曾面臨和我同樣的境地。
公訴機關指控，申軍良11個月大的兒子申聰被搶那天，幾人合伙將妻子于曉莉捆綁后強行抱走了申聰，交給了人販子張維平。張維平以13000元賣出申聰后，其他4人瓜分了10000元贓款。
2017年11月2日，人販張維平在法庭上交代，自己拐賣的9名男孩均由一位叫“梅姨”的中間人賣到紫金縣。一次交易結束，梅姨曾帶他去見了縣里水墩鎮黃砂村的一個男人。據他觀察，兩人是男女朋友關系。
那年11月底，申軍良拿著廣州警方根據張維平描述所繪制的畫像，和其他被拐孩子的家長來了黃砂村。
見人就發，見房就貼。一行四五人，順著村里南北方向的主道走到頭。有的村民緊緊抿嘴，搖頭，不說話。有的直接用普通話說不知道、沒看到過。
遠遠看見他們一行人走過來，有人緊忙關上庭院里用來圍住雞鴨的柵欄，回到屋里。申軍良張貼尋人啟事的膠帶聲一響，吸著煙的老伯立刻用客家話呵斥制止住了他。
村莊只一條主干道，從上邊延出小道到各家門口。因為圈養雞鴨鵝，幾乎每家門前都會用欄桿圍出一塊空地。“水泥路很窄，房子挨得特別緊。村子特別小，人情也很冷漠生疏。我聽不懂他們講的什么。人家也什么都不問，當我們是透明人。”申軍良感覺自己很弱勢，打聽個人怎么這么難？
申軍良記得，一天下午他和其他家長正在村里打聽。一個老伯給他打電話，用客家話和普通話拼湊出：“你是不是找小孩？”申軍良既著急又慌張，費勁地問對方的位置。
天冷，老伯穿著外褂，站在路口等。見到申軍良一行人，他從口袋搜出一張疊成方塊大小的尋人啟事。
“你們是不是找這個女人？”他問。
“對。”申軍良屏住呼吸。
老伯用手指點點“懸賞10萬”四個字。
“是錢嗎？”申軍良話音剛落，老伯就猛點頭。
“五萬，找到梅姨。十萬，找到孩子。”申軍良說。
老伯告訴申軍良，畫像上的人是彭家慶“老婆”。申軍良聽得迷迷糊糊，怎么也聽不明白“彭家慶”到底是哪幾個字，只好拿紙讓老伯寫。老伯急得抓耳撓腮，寫幾筆卡殼幾秒，歪歪扭扭寫下彭家慶的真名。
酬金是三百還是五百，申軍良已經不記得了。只記得當時就一個想法——“先買住他”。申軍良讓老伯繼續幫忙打聽，用五個手指頭反復在老伯面前比劃，“找到馬上就有(錢)”。
天色將晚，老伯用手指向村莊深處，“他(彭家慶)家就在那邊”。
(二)
紫金縣黃砂村居住著近220戶人家，與另外兩個自然村組成了一個行政村——水墩。
緊鄰經濟發達的珠三角，村里的大多數青壯年男性涌去了廣州、深圳等地方打工。發家致富的人在城里購置了房產，留下些年久失修的瓦房和被代耕的田地。靠打工維持生計的人，每月寄錢給家里的老人和小孩，盤算著攢到錢讓老屋貼上瓷磚、裝上防盜窗。
尋找梅姨的第三天，我又進村了。
兩個女人坐在桂花樹下，對著我手里的兩幅畫像，你一言我一語回憶起潘嫲。第一張模擬畫像里清瘦的臉“一點也不像”。更新的畫像里，臉盤更大、鼻頭更圓的那個人讓她們感到熟悉。她們說，要是下巴更短一點，嘴更厚一點，就更像了。
在她們印象里，潘嫲皮膚黃黑，穿著色彩鮮艷的衣服，偶爾在彭家慶家菜地里忙活。有次，潘嫲帶了一個小女孩回到村里，別人問起，只說是親戚養不起給她帶的。她們記得，潘嫲一個星期最多有兩天出現在村里，總是坐著摩的來回。
每當她們記不起關于潘嫲的事情，就會說“你問她老公嘛”。
65歲左右的彭家慶無疑是村里最了解潘嫲的人。二十多年前，妻子因車禍去世，他靠做泥水工把四個兒女帶大。約十五年前，在別人的介紹下，他與這個自稱“潘冬梅”(音)的女人交往。斷斷續續同居兩三年后，“潘冬梅”不告而別，再也沒有回來。
2017年11月，申軍良拿著尋人啟事找到彭家慶家，只見到他的兒媳和如今的老伴。那天彭家慶不在家，家人也不知道他什么時候回來。申軍良留下幾張尋人啟事走了。
再去時，老太太告訴他，彭家慶沒在家，連屋外不銹鋼柵欄的門都沒開。申軍良在門口站了一會兒就悻悻走開了。
有天，一名記者帶著他找到了當地村委和派出所，兩邊各派了一個人幫忙協調。村委工作人員知會彭家慶在家等候，警察開著車，載著申軍良和記者去了黃砂村。
村內沒設路燈，晚上8點左右，小山村已陷入漆黑和安靜中。
村里沒有路燈，到晚上，路上靜悄悄、黑黢黢的，孩子們說因為梅姨的事，這陣子大人都不讓他們晚上出門。車燈照著前路，申軍良腦子里一團亂麻。他覺得彭家慶肯定會包庇曾經的“愛人”，煩心該如何發問才能獲得線索。
籍貫、動向、被拐孩子的下落，彭家慶都答不知道。申軍良也不追問，一個問題連著一個問題拋出。問到最后，申軍良難以置信，“你們在一起幾年你就什么都不知道嗎？”
“其實我們家都是受害者。”聽到彭家慶的老伴說的這句話，申軍良生氣了，“他們家是受害者，這不莫名其妙嗎？”
隔上十幾天，他就去一趟彭家慶家。見不著彭家慶，他就坐在他家等，沒人理也沒人趕。他從一個小姑娘那里問到彭家慶的電話。可就算打通電話，彭家慶也不跟他說自己什么時候回來。他離開了黃砂，周轉于紫金縣各鄉鎮的學校和鬧市尋找兒子。
2018年下半年，遲遲沒有兒子信息的他住去了水墩鎮，隔三差五去黃砂村。村里人告訴他，警方發布的第一張畫像與潘嫲不像，彭家慶也這樣說。于是，他請求廣州增城警方邀請模擬畫像專家林宇輝為潘嫲重新畫像。
2019年11月，第二張畫像在網上傳播。“張維平拐賣兒童系列案”里兩名被拐兒童被找回，畫像流傳得更廣了。
11月19日，廣東警方接受新華社采訪，稱經張維平辨認，第二張畫像與“梅姨”相似度不足50%，且與第一張畫像差異較大。
2019年11月26日，找尋梅姨的第五日，水墩村一名村委委員告訴我，自2017年以來，他與當地派出所的民警去了彭家慶家五六次，或問詢，或讓他辨認照片。
彭家慶稱，潘冬梅“走就走，來就來”，從不提前知會他，也沒給他看過身份證。潘冬梅用BB機通話，“滴滴”聲一響起，就去小店打電話，彭家慶也不曾聽到更多信息。
梅姨畫像風波后，彭家慶接受了一些媒體的采訪。他稱，潘冬梅臉黑、做飯簡單粗糙、舍不得花錢。潘冬梅一會兒說自己是韶關人，一會兒說自己是新豐人。在潘冬梅以丟不下女兒、在外面還有生意為由拒絕結婚后，彭家慶斷了留住對方的念想，潘冬梅則不告而別。
在我登門表達采訪意圖后，彭家慶抄起摩托鑰匙，發動引擎準備離家。
他兒媳婦下樓，稱“該說的我們已經說了。每天都有陌生人來家里，這樣子我們沒法生活下去了。如果我家有小孩不見了怎么辦？”
我走出二十米外，摩托引擎聲停了，回頭一看，彭家慶已回到了屋內。
(三)
“僅養緊想(邊養邊想)，再來一個你又曉囊(會怎樣)……再來兩個你又曉囊……天降喜，爽哦。你生一個賀一個，生一個賀一個，旺旺旺全都燒旺(全家幸福)。”一曲《招娣》，由來自廣東河源連平縣的客家樂隊“九連真人”唱出。
主唱阿龍稱，父輩還是有一些男女不平等的觀念，覺得無論如何，還是得要一個男娃娃。
與連平縣相距近160公里，紫金縣也盤踞著重男輕女的觀念。
在廣東一戶人家門口拍攝的對聯。“祠堂悠久傳萬載，子孫宏發慶千秋”。“傳宗接代”、“延續香火”是當地人最常對我講起的兩個詞。“不可能生個女兒叫他去結扎的嘛。”一位村委工作人員說。
男孩多，家里人便覺得有勢力、講話硬氣，建房動地有人主事，其他村民也不敢打家里菜地或耕田的主意。遇上葬禮，端遺像和靈位的若不是男孩，家里總覺得少了幾分臉面。而女兒一出嫁，就相當于外人，娘家的事基本沒法幫襯了。
一位40歲的婦女坐在太陽底下，一邊抖著手中的簸箕，一邊從籽粒中挑出摻入的小樹枝。
她說十幾年前，媳婦最少要生三四個孩子。要是第一胎生下了男孩，一家人就像吃了定心丸一樣。有的公公婆婆還會發紅包、放鞭炮。那時，不用老一輩勉強，每家媳婦都自覺地想多生男孩。
連生女孩、夫妻不孕不育、公職人員受政策管制，一位紫金本地人這樣概括買孩子的三類人。他告訴我，由于夫婦沒法生養，2007年，他的朋友通過中間人花了四萬八千元左右從海豐縣買了一個男孩。
紫金縣南嶺鎮高新村的鐘浩(化名)也是買來的。養母連生了5個女兒后，養父花了四千左右買了他。
身份證上，他的出生年月是6月4日。可家里人一直在農歷七月二十二給他過生日。因為和家里最小的姐姐出生日期只相隔半年，他從小就知道自己并非父母親生。
“沒什么問的，反正他們也不會跟我說這些東西。”放牛、割水稻、砍柴，農村小孩不干活會挨打，鐘浩勤快，比其他孩子少受了些皮肉之苦。養父雖說沉默寡言，很少表達愛意，但從來沒有虧待過他。
旱廁、破爛的房屋，艱苦的生存環境讓鐘浩從小就想著長大要賺錢轉運。幾個姐姐打工沒賺到什么錢，家里沒什么存款。養父認為上不上大學沒什么差別，初中畢業后，鐘浩便早早外出打工。2016年，他給家里蓋了新房，成為了最讓養父驕傲的孩子。
當車房具備、日子越過越好時，鐘浩開始向家里人打聽自己的來路。
養父稱，1989年下半年，他跟同樣沒有兒子的鄰居去紫金的一個醫院，對接上一個婦女，看到瘦小的他。因為覺得他骨骼纖細、面色也不好，怕養不活，兩人不想要他，回到了村里。
后來，那個女人跑到村里，將六七千元的價格降為四千元左右。想著可能命里注定沒有親生兒子，他決定買個兒子嘗試養活。那年正逢大女兒出嫁，家里人總開玩笑說他拿嫁女兒的聘禮買了個兒子。
頭一兩年，鐘浩體弱多病，養父弄來不少中醫藥粉，才把孩子身體調養好，逐漸撫養長大。除了鐘浩小時候必須要睜眼睡覺，養父實在想不起來他與其他孩子不同的地方。
鐘浩入了打拐DNA數據庫，等待著有朝一日與親生父母的重逢。他還關注著網上尋子的各類消息。去年，他看到人販梅姨在紫金縣活動且講客家話的信息。他想著，哪天梅姨被抓到，他一定要申請見她，問她有沒有拐過自己。
尋找梅姨的2年，申軍良也收到過不少線索。許多人給他發來“梅姨照片”，可他托對方去打聽，年齡、生活軌跡等信息均匹配不上。
最像的一次是在2018年冬天，有人告訴他“梅姨”在紫金縣附近的和平縣幫人算姻緣。他跑去偷拍那個女人，又找人把彭家慶堵在家里，端茶、送水、點煙，把照片給他辨認。他同時聯系了增城警方，讓還沒被執行死刑的張維平也能認認臉。
但兩邊都說不是。
紫金縣體育館附近，這邊許多青少年都記得申軍良曾去他們學校門口發過尋人啟事。(四)
申軍良仍沒有放棄。除了黃砂村，他時常去廣州增城區何屋街尋找梅姨——張維平在庭審時交代，每次和梅姨碰面的地點就在這邊。
2年來，他以何屋街為主線，往何屋街北二巷、四巷等岔出去的小路挨家挨戶問。居民們多是回答不知道。有的人會反問他報警了嗎，建議他拿名字去戶籍系統查，肯定查得到，或者揣測梅姨要不有保護傘、要不已經死了。
2019年11月上旬，他再次來到何屋街四巷，站在紅色發銹的鐵門旁邊，照例跟人探聽梅姨，說她“就在這附近住過”。
“好像住在雞公山那個地方。” 一個女人操著湖南口音給出新的線索。
另一個女人用粵語重復了一遍“雞公山”，還說自己好久沒見這個人了。
他感到欣喜，增城警方也告訴他，已經查到梅姨曾在雞公山附近生活過。再有媒體跟他聯系，他都把何屋更正為雞公山附近，希望能有更多線索。
申軍良11月上旬貼的尋人啟事，已經被人撕去了大半。11月28日，尋找梅姨的第七天，我來到增城客運站跟他碰面。
從車站往東走兩三百米，“雞公山南路”的路牌下，三三兩兩圍坐著閑談的人。一位穿紅黑格子外套的女人指著我帶的尋人啟事說，那個人經常去菜場買菜。她一抬手，“過了開滿三角梅的斜坡，走過去就能到菜場。”
“雞公山南路”路牌附近，申軍良找人打聽梅姨。爬到一半，申軍良停住了。他從紅色塑料袋里摸出尋人啟事，取下套在手腕處的透明膠帶。牙齒一咬，一貼，幾秒鐘之內就尋人啟事就粘在了墻上。
“一般人還練不會。”他邊上石梯邊說。
申軍良貼尋人啟事。菜場門口，在小店忙活的女人稱前年還曾看過第二張畫像的女人。那人在此處來來往往，還曾在這邊撿廢品。
往里頭走，魚腥味、油菜花、豬肉，尋人啟事粘上了各類味道。一名賣糧油的婦人接了一張，告訴我們，有個叫阿梅的女人在雞公山很久，給人介紹婚姻，之前還問過一位賣香婆要不要買小孩。
申軍良在菜場打聽。我去找賣香婆時，她正在一間堆滿香燭和紙錢的屋子里穿梭。她稱第二張畫像里的女人經常路過她的店面，會講客家話。她與這個人并無深交，去年后就沒再見過。
今年八月，有個女人打電話給她，自稱是新豐人，跟經常從她門前路過的女人是親戚。那個女人想賣給她一個已經會坐的男孩，開價八千塊，可以講價。她以自己有三個孫子為由拒絕。
連續三天，對方給她打電話，請她幫忙介紹買家。賣香婆轉念一想，自家大伯有個獨生子，兒媳生了個女兒就不肯再生。她大伯一聽說此事，稱自己可以出錢，讓她買回來。但她不清楚男孩的來源，害怕陷入拐賣案件，最終還是沒有達成交易。
回到菜場，一名賣蔬菜的老伯稱，四五年前，有個經常來買土豆和白菜的女人，和第二張畫像有七八成像。一名水果攤販和一位小吃店老板也稱看過第二張照片上的女人。
由于許多人說第二張畫像上的女人住在雞公山，申軍良往山上找去。
從雞公山東路一直往山上走，房屋越來越密集，路也更窄。三四層的小樓多是大門緊閉。一位坐在堂屋里的男性房東稱，十幾年前，山上多是外地租戶，房東一般都不會看租客的身份證，租客多是臨時住戶。
到達山頂前，有6個年紀較大的人對著第二張畫像說“有點印象”。一個年輕婦女說11月初還曾看到她。
她反問申軍良“有畫像還能找不到？人臉識別嘛。”旁邊的男人幫腔，稱找公安調檔案就行，到處貼尋人啟事有什么用。盡管之前已經回答幾個人類似的問題，申軍良再度解釋，畫像不是照片，沒法跟本人一模一樣。他不厭其煩地講完，將尋人啟事遞給對方，“麻煩多留意一下”。
下山的路上，申軍良一下子走在陽光里，一下子走在陰涼處。每走過一個拐彎，他就貼一張尋人啟事。闖堂風有些急，偶爾把膠帶吹得黏在一起。他徐徐撕開，帶著一種輕松上揚的聲調，仿佛總結工作般，說了句：“這邊(梅姨的)線索比何屋強了很多。”
走到雞公山頂，申軍良默默站了一會兒。澎湃新聞記者 鐘笑玫 實習生 胡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