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位組織看電影，因為是上面布置的任務，不得缺席，所以，我走進了久違的電影院。放映廳小巧精致，沙發椅舒服潔凈，立體音響雄渾清澈，只是電影內容實在是如同嚼蠟，宣教，膚淺，編造。看不到十分鐘，就溜之乎也。這些導演編劇，即使是宣教片，不愁拉投資，不愁票房，但是也應把片子拍的好看一點，起碼對得起自己的手藝。人家大廚師即使是炒個土豆片，火候調料也一絲不茍，怕的是做不好傳出去丟了自己的名聲。這些導演弄這樣濫片子糊弄，靠層層下任務組織觀眾，過后恐怕連點痕跡都留不下。
這不由得想起小時候看電影的往事，回想當時一起看電影的同學伙伴，回想圍繞看電影發生的那些故事，讓人感嘆惆悵。物資匱乏的年代，文化生活同樣匱乏。只是現在回憶起來，少了幾分苦澀，多了些許溫馨。
電影百看不厭，那時候電影太少了，除了老三戰《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以外，就是那８個現代京劇樣板戲。后來又增加了幾部社會主義國家的電影，前蘇聯的《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朝鮮的《鮮花盛開的村莊》、《摘蘋果的時候》、《賣花姑娘》，阿爾巴尼亞的《寧死不屈》、《地下游擊隊》等，再后來，又陸續恢復放映了幾部經過嚴格審查的文革前的老電影《鐵道衛士》、《奇襲》和《打擊侵略者》。好幾年的時間，那么十幾部影片，反復放映。
那年代看電影是人們的主要娛樂方式，機關企業單位學校每月至少組織大家看一場電影，有條件的大型廠礦還有自己的俱樂部，更是經常放映電影，企業單位總結表彰會、學校開學典禮等會議后放映電影成慣例。那時候的人們，哪個電影不是看過多次，不但內容爛熟于心，有的小孩子就連臺詞也倒背如流，一些經典對白成了我們的流行語。。
小伙伴們有時候聚在一起，不比誰看過那部電影，比同一部電影誰看的電影次數多，我記得<老三戰>我就看過不止４－５遍。
東北農村有句話，寧舍一頓飯，不舍二人轉。那時候為了看電影舍棄的豈止是一頓飯。記得那年媽媽單位在運輸工人俱樂部開大會，會后有電影。我中午飯沒來得及吃就趕到那里，和媽媽會齊一起進到會場，沒想到，會議臃長，講話的人一個接一個，沒完沒了。我那時只有十歲左右，聽還聽不懂，動還不能動，還不能出去，因為出去就進不來，百無聊賴。一遍又一遍的纏著媽媽問：“怎么還不完呀”？會議大約開到晚上七點終于開完了。接著開始放映電影，饑腸轆轆的職工家屬，居然沒有回家的，都津津有味的留下看電影。記得電影的名字是《打擊侵略者》，一部反映朝鮮戰爭的影片，那是我第二次觀看這部電影。
讓我最難忘的一次看電影，那天學校放假我去媽媽單位玩耍，突然爸爸來了，接我去看電影。原來他們單位在附近開會，會后放映電影，真是喜從天降，那是我和父親唯一的一次單獨看電影，那種興奮長久的留在我的心里。看的是阿爾巴尼亞電影《海岸風雷》，我學會了哼唱：“老大賽里姆，撿錢喝啤酒，意大利的大皮鞋踩了他的手”。
那時候人們對電影的癡迷是現在人難以理解的。記得有一次我自己去學校附近的和平影劇院看電影，電影是樣板戲《海港》，反映海港工人無私支援第三世界國家，同壞分子作斗爭的內容。結果電影剛剛開演二十幾分鐘就停演了，字幕上打出“影片未到”。這在那時候是經常發生的事情，因為一部電影拷貝，要幾家電影院交叉放映，一盤拷貝放完，由傳片員騎自行車馬上送到下一家電影院，這樣周轉才能讓拷貝利用最大化。這次不知道什么原因，拷貝居然二個多小時才到，為看完電影，觀眾在黑暗中靜靜等待二個多小時，沒有人退場，沒有人大聲喧嘩，這在現在是不可想象的。
那時候觀眾對電影內容不甚挑剔，有電影看就行。無論是《新聞簡報》還是紀錄片，都照看不誤。有一次放映阿爾巴尼亞電影《山鷹之歌》，整部電影沒有對白，沒有故事（或者有故事看不懂），記得只有一個演員在跳舞，乏味之極，可是1０００多人的電影院也是座無虛席，也沒有人退場。
為看電影，我記得沈陽當時所有電影院的名字和地址，因為每天廣播電臺都要進行電影預告，每天報紙的中縫也刊載電影院放映電影的消息。我去過什么變壓器廠、電纜廠、重型廠，開關廠、機床廠、橡膠廠和汽車公司等大大小小十多個廠礦企業的俱樂部看電影。
我在農村走親戚，看見過全村（大隊）扶老攜幼、傾巢出動看露天電影的熱鬧場面，頭一次懂得了原來電影屏幕后面也可以看電影，只不過影像是反的。
那時候，電影票一般是兒童票一角或５分錢，記錄片３分錢，還分什么團體票和普通票，最貴的電影票是２角５分。雖然錢不多，但是架不住孩子天天都想看，５分一毛的家長也不經常給，因為那時候５分錢可以買２斤菜，夠全家吃一天。一次我的朝鮮族同學世進約我一起去西塔的民族電影院看電影，是新上映的朝鮮電影《看不見的戰線》。他告訴我，電影票送我不要錢，但是我要準備３毛錢，用途是坐車往返２毛錢，吃冰棍２個１毛錢。回家后管父親要錢，父親不給，理由是很快學校就會組織看，不但是兒童票，還不用花錢坐車去那么遠。磨了很久，后來媽媽出面說情，才得以成行，好像還省去了１毛錢冰棍支出。
我看電影還被壞小子騙過一次。一次我和同學良國去新聞電影院看電影，賣票口照例是人頭攢動，擁擠不堪。眼看電影就要開演，票不多了。我倆靈機一動，托一個擠在前面的大個子給代買兩張，哪想這小子接過錢，不一會三兩下擠出人群，只說了一句：錢丟了，轉身就揚長而去。我和良國望著高我倆一頭的壞小子背影，面面相覷，只得認倒霉。白白損失了２毛錢。
看電影沒錢，就生出了逃票辦法。那時候電影院入場檢票方式是撕票，兩手指寬的電影票撕下一半，留下一半票根觀眾用以對號入座。不知是誰發明的逃票方式，檢票時候手里多攥一部分票，讓檢票員少撕下去點，留下大部分票根再從窗戶或門縫中遞出來，由外邊的人再拿票混進來，居然屢試不爽。有一次和良國約好他進去后把票遞出來，結果進去后他看見巡查的人盯的緊，就沒敢遞票，害得我白白等了一場，氣的我幾天沒理他。后來檢票員察覺了這招，檢票時候故意多撕下大半截，這招就不太靈驗了。
看電影不容易，廣播電臺又發明了播放電影錄音剪輯。每到周五下午二點鐘，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就會播放一部故事片的錄音剪輯，半大孩子就會老老實實的趴在收音機前，靜靜的收聽，有時候會呼朋喚友一起收聽。
到了1974年、1975年，文藝政策有些松動，電影也多了起來。每年新年、春節或國慶節，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就要廣播，新拍攝完成了幾部影片，將從什么時間開始陸續對全國放映。因為沈陽是大城市，所以總能排上第一輪放映，這時所有的機關企業學校就都會為職工學生統一代購電影票安排觀看，而電影院也會對各個掛鉤單位進行編排，按次序供票，也完全體現社會主義計劃性。那時候，無論家庭條件怎么窘迫拮據，很少有人不買電影票，因為在那缺衣少食，文化貧乏的年代，看電影幾乎成了人們重要的休閑放松活動。看個新電影就像過節一樣，要是在節日放假期間能看上一場新電影，那這個節日就會分外喜慶熱鬧。那時候小伙伴感覺最沒面子的事情就是，大家都在講新上映的電影情節，而自己卻還沒有看過，就會更急切地想方設法盡快觀看。那時候影響比較大的電影有：《閃閃的紅星》、《杜鵑山》、《青松嶺》、《艷陽天》、《金光大道》和《火紅的年代》。
現在想起來，那時候的電影少有藝術性，更沒有生活情趣。除了戰爭，革命和階級斗爭沒有別的內容。溫情、愛情更是一絲都見不到，男女人物之間只有純潔的階級感情。電影中三十多歲的男女多半還和老爸老媽一起生活。倒是反面人物，一般都有家庭，有老公老婆，反面人物形象通常是男的兇狠丑陋猥瑣，女的漂亮妖嬈，扭捏作態。正面人物男主人公一般都濃眉大眼，果敢英勇，女主人公也都是樣板戲中鐵梅的形象，英姿颯爽，讓人感覺可敬不可親，女特務的形象倒是讓小孩子經常模仿。
到了１９７７年，形勢大變。撥亂反正的標志之一是文革前拍攝的故事性藝術性都比較好的老電影恢復上映了，最先上映的影片有《小兵張嘎》《洪湖赤衛隊》，觀眾如潮。觀看電影的人們一邊欣賞電影，一邊痛恨極左時期：“這么好的電影，不讓放映，真是禍國殃民”。記得看過洪湖赤衛隊電影回家，一個文革前曾經看過這部電影的鄰居問我：洪湖赤衛隊里面有沒有“小曲好唱口難張”歌詞？人們用當局對電影的開放程度來觀察整個社會的開放程度，電影的解禁程度成了政策的風向標。
那時候真是電影的黃金時期。人們如久旱遇甘霖，如饑似渴的觀看著各種各樣的電影。電影也讓人應接不暇：傷痕片、復映片、國內片、國外片。當時比較有名影響大的電影有《生活的顫音》、《天云山傳奇》、《流浪者》、《人證》、《望鄉》、《廬山戀》、《小字輩》和《淚痕》等，不知道準確數據，但是感覺７７年、７８年拍攝的影片，應該比前十年拍攝總和還多，還有那些從香港、國外引進的電影,真是電影的饕餮大餐。那時候電影院俱樂部放映電影經常是兩部電影一起放映，以致后來又興起了一陣子通宵電影，結果一般人進去大都是勉強看了前兩部就睡著了。
電影的宣傳功效達到了極致。人們從電影中了解了極左路線給國家人民帶來的傷痛；從電影中了解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從電影中了解了當今世界經濟迅猛發展，人民從心底里擁護改革開放。
電影的興旺還帶動了電影雜志的熱銷。當時最火的是《大眾電影》雜志，誰要想訂閱，需要到郵電局要指標，像生孩子一樣。電影海報取代了標語口號，電影明星的畫片也隨之擺上了柜臺。
電影還給我帶來了幸運。參加完高考的一個多月的一天，我和同學在電影院看完印度電影《流浪者》，穿過學校回家。一走進學校的門廳，就看見班主任周老師，她興奮的告訴我，發榜了，高一年級就你一個考上了。
我是隨著電影業的復興告別少年時代，在電影業蓬勃發展中進入青年時代，電影伴隨我演繹出一個又一個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