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措并舉遏制生物資源的流失與喪失
生物資源作為生態環境的核心組成部分，與人類生產生活密切相關。它不僅為人類所需的食品、藥品、保健品提供了原材料，也蘊藏著豐富的遺傳資源，是醫藥、育種等行業發展的重要基因來源。相關統計顯示：世界農業種子市場所有產品都來自遺傳資源；而在制藥領域中，相關產品的25%—50%來自遺傳資源。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生物資源（包括遺傳資源）已經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戰略資源，也是維護國家生態安全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物質保障。我國非常重視生物資源保護，近年在生物資源調查、收集、保存等方面取得了較大進展，但在一些方面也存在不足。
流失喪失造成的損失難以估量
我國是世界上生物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之一，但由于種種原因，在過去長達幾百年的時間里，發達國家采取各種手段不斷從我國無償搜集、掠奪大量生物資源，生物資源流失的確切數量難以統計。
近些年，隨著國際交流的日益頻繁，與生物資源相關的對外合作與交流日趨活躍。但由于生物遺傳資源方面的法律法規不夠健全，監管能力不足，基礎力量薄弱，保護意識缺乏，對外合作與交流中出現的生物資源流失問題較為突出，形勢十分嚴峻。盡管我國在生物資源保護、獲取和開發利用能力方面加大了投入力度，但短期內，生物資源開發利用的能力仍不能滿足生態環境保護的現實要求和長遠目標，總體上還是生物資源的流失國和提供國。
由于缺乏有效的監管手段，掠奪式的生物資源過度利用成為造成大量生物資源瀕臨滅絕的主要原因之一。近兩年，媒體陸續報道了一些濫用、盜用、破壞生物資源的案件，例如非法盜采海南黃花梨、網上售賣東北野生杜鵑花枝條、“跟風式”發展林下經濟等。媒體報道的只是個案，類似現象仍然普遍存在。根據IUCN（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紅色名錄標準和等級評估結果，我國有10%—15%的物種處于受威脅狀態。由于大量物種缺乏數據無法評估，因此可能受威脅的物種比例要遠高于此。無論是經濟價值還是生態價值，生物資源流失和喪失造成的損失難以估量。
惠益分享內容缺乏，執法監管存在漏洞
事實上，生物資源并非不可利用，也并非不可獲取出境。《生物多樣性公約》的三大目標，即保護生物多樣性、可持續利用生物多樣性的組成部分、公平公正地分享由于利用遺傳資源而產生的惠益，就很好地詮釋了這個問題。因此，保護、利用、惠益分享應該相輔相成，相互聯系、相互促進，在可持續利用中保護、在保護中利用；此外，利用還應考慮利益的共享。
針對生物資源的開發利用管理，我國已有《野生動物保護法》《野生植物保護條例》《畜牧法》和《種子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制度提供支撐，但是目前的法律規章多用于規范獲取和利用行為，普遍缺乏惠益分享的內容，而且存在執法監管上的漏洞。
例如《野生動物保護法》《野生植物保護條例》與《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植物名錄》相配套，主要保護珍稀瀕危動植物，對象有限，名錄的制定也具有一定局限性。需要強調的是，過去不重要、不值得保護的物種，并不等于現在也不值得去保護。隨著歷史的發展變化以及科學研究工作的深入，原來不在重點保護物種名錄的物種往往會被發掘出重要價值，而現有法律法規又不能及時加以保護，管理上則主要以保護名錄作為依據，“名不符實”的現象大量存在，導致很多有價值的生物資源喪失和流失。
再如《畜牧法》主要適用于畜禽的遺傳資源保護利用、繁育、飼養、經營和運輸等活動，《種子法》主要適用于農作物和林木的種質或繁殖材料的品種選育、種子生產經營和管理等活動，缺乏對野生種質資源的保護管理，而野生種質資源是更重要的原始研究材料——歷史上我國曾流失大量野生種質資源，導致引入的很多畜禽和農作物品種都包含了中國的種質資源，像新西蘭獼猴桃、北京鴨。此外，關于惠益分享，《畜牧法》僅在第十六條、《種子法》僅在第十一條原則性地要求提交國家惠益分享方案，不具有多少操作性。
如何有效保護、監管和利用生物資源
為合理有效地保護、監管和利用生物資源，筆者建議建立專門的生物資源開發利用和惠益分享法律法規制度，利用國家委員會機制統籌加強執法監管。
首先，建立生物資源的獲取與惠益分享制度，確保生物資源規范獲取和有償使用。盡管2010年達成了專門指導落實生物遺傳資源的獲取與惠益分享的國際性框架文件——《名古屋遺傳資源議定書》，但是還需要國家層面建立法律法規來保障落實相關條款。目前，國際上已經有60多個國家和地區制定了法律制度來保護生物遺傳資源，包括與我國生物資源國情相似的巴西和印度以及相鄰的日本和韓國。我國于2016年9月正式加入《名古屋遺傳資源議定書》，2014年原環境保護部聯合教育部、科技部等六部門發布《關于加強對外合作與交流中生物遺傳資源利用與惠益分享管理的通知》；同時，生態環境部正在牽頭制定“中國生物遺傳資源獲取與惠益分享管理制度”。兩個文件都對生物遺傳資源的采集獲取、跨境轉移、跟蹤監測、惠益分享等整個過程各個環節作出了規定。建議加快推進立法進程，盡早出臺生物資源開發利用與惠益分享相關制度，進一步規范生物資源的采集、利用和對外輸出等行為，盡快建立生物資源開發利用有償使用制度。
其次，利用國家委員會職能和機制，加強對生物資源開發利用的監管。我國政府高度重視生物資源保護，2004年印發的《關于加強生物物種資源保護和管理的通知》和2011年發布的《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2011—2030），都將生物資源監管作為主要內容。2011年，國務院批準成立了由25個部門組成的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國家委員會，這是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最高決策機構。我國應充分利用國家委員會的職能和機制，篩選各地區重要生物資源，建立監管機制和評價體系，抓好各項法律規章制度的實施，加強對生物資源開發利用活動的監管。
最后，加強基礎研究，挖掘生物資源潛在價值，搶占生物資源開發利用能力的制高點。生物資源作為國家戰略資源，其保護在微觀上關乎生物資源提供者經濟利益的實現，宏觀上則關乎一國生物安全與生物多樣性可持續發展。為此，要深入開展生物資源的調查和研究，挖掘和認識生物資源的價值，推動新技術和新型生物產業的崛起，確保我國生物資源的安全和國際生物產業競爭力。同時，可以將生物資源獲取與惠益分享同社區發展、減貧等協同起來，擴大其社會、經濟效益，促進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地方經濟的發展。
（作者：武建勇，系生態環境部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知識卡片
1992年，聯合國環境發展大會達成的《生物多樣性公約》對“生物資源”這樣定義：“生物資源是指對人類具有實際或潛在價值的遺傳資源，生物體或其部分、生物群體或生態系統中任何其他生物組成部分。”簡而言之，生物資源是生物圈中一切動、植物和微生物組成的生物群落的總和，是自然資源的有機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