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近期美國奧斯卡獎電影備受關注，但其獨立電影更具魅力，比如美國獨立電影之父約翰·卡薩維茨的電影——他從本人視角出發，進行完全個人化的創作。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越是個人化的創作，其內容就越具有普遍性。卡薩維茨的電影即是通過獨特的敘事手段，呈現他對形而上問題的思考與認知。
以巨大的面孔
揭示人物的“刺點”
約翰·卡薩維茨1929年出生于美國，父親是希臘裔移民。他2歲時隨父回到希臘，8歲時再返回美國。返回美國時卡薩維茨一句英語也不會說，但他一生都認為語言不是人類的障礙，因為人們的感情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他常常自豪于自己的希臘出身以及輝煌的古希臘文化，他在電影中將之稱為“金色希臘”。卡薩維茨受父親的影響，一生熱愛古希臘與古羅馬文化。來自家庭的古希臘文化修養以及早年間對柏拉圖、索福克勒斯等等的學習，不但培養了他的審美趣味，也加深了他對電影創作的認知。他以“古希臘”的方式拍攝電影，形成獨特的詩學特征，其風格完全不同于“奧斯卡電影”。
卡薩維茨喜歡將人的面孔拍攝成特寫或者超大特寫。面孔上那些充滿了生命力的表情是細微的、不可捉摸的情緒的在場，赤裸裸地呈現出人的脆弱、恐懼、卑微與其他敏感的東西。1959年拍攝完《影子》后，卡薩維茨希望和《圣女貞德蒙難記》(1927)的導演德萊葉合作——后者是拍攝面孔的電影大師，認為人類的面孔妙不可言，人們完全無需語言，只需借助表情就能揭示內心。卡薩維茨和德萊葉一樣，把攝影機推到人臉近旁，攝影機的鏡頭純粹如目光，屏幕上放大了的面孔特寫無比清晰，讓人直視且無處逃遁，面孔的在場感承載了時間與個體記憶、喧囂的情緒與暗涌的情感，其效果語言無法窮盡。面孔上瞬息的變化都隱藏和揭示著一場已經發生的和將要發生的災難、情緒或認知。觀眾在凝視真實而巨大的臉部特寫時，也窺視與觸摸到了自我形象與內心。面孔的氛圍或者靈韻(Aura)既撥動了觀望者本人的情緒，也讓觀望者對屏幕上的面孔產生了認同、憐憫與愛。
卡薩維茨擅長從展示的表象中揭示不可見的本質，例如從面孔的表象來揭示“刺點”的根源。面孔上的肌肉因恐懼、悲傷、痛苦、尷尬等情感而形成反射運動，構成不同表情，久而久之每一方寸間都充滿了時間的累積，猶如卡薩維茨在《首演之夜》(1977)中所說：“我喜歡老人，看這位老夫人，她無所不知，又深藏不露，我能看清她臉上的每條皺紋，每條皺紋里都蘊藏了艱辛，終日勞作直至死去，于是這就變成了愛或慈祥”。因而老婦人臉上并不美麗的“皺紋”成為卡薩維茨的“刺點”，但“刺點”并不是終點，它激起的人內心中的“慈祥”與“愛”才是重點。這一點跟法國作家、批評家羅蘭·巴特一樣。他在母親去世時，希望能找到代表母親生命本質的照片，翻閱母親生前很多照片后，她房間里一張小女孩的照片觸動了他，讓他“從中看到了不被家庭悲劇(父母離異)以及任何體系束縛的善良”——這是母親終其一生堅守的善良與溫存，它成為羅蘭·巴特的“刺點”，他的目光停駐在不可見的“愛，智慧”之上。同樣，帶著愛、悲憫與智慧，卡薩維茨把攝影機推向人物臉龐，巨大的面孔表情與感情就是他電影中的“刺點”，“刺點”不但使得觀者能夠觸手可摸、玩味和自我折射，還喚起了他們內心中的“至善”之理念。
酒神力量與
“古希臘式的寬容”
卡薩維茨喜歡用古希臘的方式展示他對這個世界和人的看法。古希臘是酒神亦即狂歡之神的誕生地。酒神在更深層次上展示了原始的宇宙意志的力量，他狂熱地致力于創造和毀滅，打破一切既有的界限而追求生命的最高宣泄。卡薩維茨的《權勢之下的女人》(1974)中，女主角是被世俗價值觀或主流意識形態判定為瘋子的女性，這令深愛她的丈夫大為惱火。從醫院歸來，妻子仍然被專業醫生、世俗判斷甚至親朋認知為瘋子，但在孩子和丈夫之愛的導引下，瘋癲不再瘋癲，妻子有條不紊地解決丈夫難以解決的問題。影片經歷了“堅信-懷疑-堅信”受難般的歷程，從愛開始，到愛結束，卡薩維茨以一種非理性的方式顛覆了大眾的認知與價值觀，而夫婦二人的受難則引起了觀眾的惻隱之情與崇高之感。
古希臘酒神式的選擇與自由意味著前途未卜，充滿冒險。《遲到的藍調》(1962)是卡薩維茨對選擇與自由的探索，影片的內涵顯得彌足珍貴。音樂家為了堅持藝術原則，和他的樂隊在空曠的公園里演奏，遇到了獨具天賦的清唱女歌手，后者因勢單力薄和不自信而被主流市場經紀人操控。音樂家賞識并深深愛上了她，卻遭到了經紀人的暗算，二人歷經重重磨難，最終打破陳規與世俗之念，向藝術回歸，走向神圣，實現了自由，并在寬恕、憐憫與愛之中升華了人的存在與藝術價值。
卡薩維茨喜歡將人的存在中含有的矛盾對立的元素呈現出來。他拍攝的第一部電影名為《影子(Shadow)》(1959)，與榮格的心理原型“陰影”一詞相同，并有一定的關聯性。在卡薩維茨的大部分作品中，他都嘗試著去討論冒犯日常規訓的生活方式及人的真實存在狀態。榮格將“陰影”視為“對完整的自我人格構成挑戰的一個道德問題”。“陰影”是人格中存在但被壓抑的部分，它和非陰影部分構成了完整的人格。“陰影”是人心靈中最黑暗、最深入的部分，它使人有激情、攻擊和狂熱的傾向，也讓人富有活力、朝氣、創造性和生命力，但它從屬于陰暗面。如何看待這個“陰暗面”體現了卡薩維茨酒神式的寬容與愛，恰如榮格所說的，“生活中，有些時候我們不得不做一些不可原諒的事，然后生活才能繼續。”這句話并不是為冒犯道德與秩序找托辭，而是在討論完整人格的存在。卡薩維茨被稱為“真實電影”的《夫君》(1970)呈現的就是這樣一種存在。片中三位中產階級男性因友人突然去世，開始思考生死與人的存在等嚴肅問題，他們打破常規，不工作，盡情嬉戲，甚至從紐約跑到倫敦尋歡作樂；但在影片的結尾處，畫風突然一轉，他們回到自家門口并恢復了原貌，成為日常生活中的“父親”與“丈夫”，在世俗社會中繼續扮演他們的角色——這可稱為“卡薩維茨式的寬容”或“古希臘式的寬容”。
捕捉人物的生命沖動
卡薩維茨更希望像柏拉圖一樣討論表象之下的不可視之物，他通過擺脫各種桎梏徑直用攝影機捕捉人物的生命沖動，展示表象與揭示不可見的“荒誕”“主體性”與“終極英雄”本質等。在《愛的激流》(1984)中兄妹二人的生活，在外人看來是毫無邏輯的紙醉金迷的腐敗生活，但是稍加思考就可以發現他們是以人的直覺之愛，直面迎擊世界的虛無與荒誕。哥哥哈蒙是具有“垮掉的一代”特征的作家，他實現了財富自由，對朋友友善而慷慨，但卻以酗酒、性解放等荒誕不經的方式來反抗生存的“虛無”與“荒誕”。他勇于直視觀眾，勇于真實地直面生活以及主流意識形態對他的批判，但最重要的是他以一己方式的“愛”來直面荒誕與虛無，成為清醒的認知者與終極英雄。妹妹莎拉在現代性下因愛而存在，愛是她對抗虛無的唯一借口，盡管她為愛而愛，空洞、愚笨而有些無意義，但莎拉和她哥哥一樣都是西西弗斯，正如她哥哥在影片結尾處向她致意一樣，她值得被致意。卡薩維茨在《首演之夜》中也將不可見之物通過“酒神的力量”使之呈現。電影中的女主角需要借助酒力走上舞臺，“酒”是她面對與反抗荒誕現實的一種可見的手段和方法。隨著劇情發展，女主角的主體認知從彷徨到堅定逐漸顯影，最終使得無論是戲中的角色，還是現實生活中的她，都伴隨著她打破男性的“權威話語”和“權力體系”而勝利。相反的，那位忠實的女戲迷瘋狂迷戀藝術、音樂、戲劇與男孩等，盡管這是她抗拒虛無的理由和意義，但卻因缺乏對自我主體的認知和缺乏反抗意識，而走向毀滅。
